宁古塔披甲人，古代被抄家后家中所有的女眷都会成为官妓？
这个人的口味真的是够重。
古代抄家后有祖奶奶级别的，七老八十的老奶奶了，还去当官妓？
这让我不禁想起赵本山的小品《卖拐》：
拐卖我能拐卖这模样的——
你买啊？
实际上，官员们被抄家之后，家里的女眷大致有三种下场，流放、充军、官奴，最好的结果是被赎身。
第一种被流放，流放之地基本上都是边陲，比如宁古塔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雍正王朝》中，康熙让图里琛押送肖国兴前往宁古塔，就是为了让这个人其他任何人很难解除到，留个污点证人。
这不是什么好事，去的时候就是奴隶，死在路上或者死在当地兵士、权贵之手跟玩一样，加上女性身体普遍柔弱，年龄大的甚至连地方到不了就死了。
死在路上自然不会给你厚葬，其结果就可想而知，大多数时候都是山沟一扔就完了。
第二种是充军，充军很好理解，我们电视剧里说的与披甲人为奴就是这个意思。
大多数情况下，充军是女眷们和家人一起去的，古代军队的生存条件也不好，作为奴隶，当然是拼命使唤，病了任其自生自灭。
不过这里面有的时候还是要看将领是否人性化，这样可能受得罪少一些，但也只是少一些而已，因为他们的命运，依然掌握在管理他们的士兵手中。在打仗时候，男的可能被组成敢死队，女眷们就只能是当杂役，做饭、洗衣服、甚至成为军妓。
第三种是变为官奴。相对前两者来说能够文明点，主要出现在明清时期，当时朝廷设置有专门的机构管理这些女子，属于教坊司。
但教坊司里面可不都是妓女，数量更多的是里面的打杂人员，比如洗衣服、提水、保洁这些，毕竟嫖娼也是需要两厢情愿的。
被赎出去的这种人算是命最好的了，但是谁会费心费力费钱的去做这些事情呢？《雍正王朝》里面刘墨林和苏舜卿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少了，最后还是悲剧结尾。
好在，人类进化的越来越文明。
那么多人忽悠岳钟琪？
名将世家
岳钟琪是岳飞的第21世嫡孙、岳飞三子岳霖系后裔，出生于武将世家，其父岳升龙为康熙时代的议政大臣、四川提督，当年随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颇有建功，康熙帝曾赐予匾联“太平时节本无战，上将功勋在止戈”。雍正四年（1726），追谥“敏肃”。岳钟琪颇受父亲教益。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
年少时，岳钟琪和同伴的游戏，常常是用石头布阵打仗，其他少年都斗他，有违背规则的就会受到惩罚，都畏惧他的厉害。读书之余，常常和军士们说剑论兵，所出奇招，连大人们也很佩服。
从军征战康熙三十五年（ 1696年），岳升龙跟随康熙帝征伐噶尔丹，立了大功，被提拔为四川提督。岳钟琪便随父来到四川。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岳钟琪年及弱冠，遵照父命，迎娶宋秀之女为妻。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岳钟琪捐官做了候补知府。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岳升龙因为母亲年过九旬，向康熙帝提出入籍四川。获准后，岳升龙四处派人寻找环境最佳的地方，其中当然不乏风水先生。几经周折，最后他们选定了金堂县栖贤乡的松秀山（今岳公山）。岳钟琪也随之入了川籍，来到松秀山下，于是金堂留下了他生活的足迹。
康熙五十年（1711年），由于边地战事频仍，准噶尔汗国屡屡骚扰边民，为了平息叛乱，加之自己自幼喜爱军事。岳钟琪毅然请求由文职改作武职，作了四川松潘镇中军游击，从此踏上戎马生涯的征程。
奇兵入藏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汗国大汗策妄阿拉布坦与沙俄勾结，欲吞并青藏。遣其侄子大策凌敦多布率兵六千侵入西藏。进占了拉萨，围攻布达拉宫，杀害了拉藏汗及两个儿子，达赖、班禅等被拘禁，西藏遂为准噶尔汗国占领。时隔不久，靠近西南内地的里塘（今四川理塘）、巴塘（今属四川）、乍丫（今西藏察雅）、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察哇（今西藏察隅）等地的藏族首领达哇蓝占巴、达瓦喇札木巴、塞卜腾阿住第巴及一些喇嘛也乘机反清，称霸一方。西藏情况危急。
康熙帝急忙派爱子十四阿哥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赶赴青海视师督战。32岁的岳钟琪被提拔为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协副将。身为副将的岳钟琪驻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在都统法喇的指挥下，率六百精兵作为先遣部队向里塘、巴塘进发。抵达里塘后，在招抚遭到拒绝的情况下，用计擒杀叛军首领达瓦喇札木巴、塞卜腾阿住第巴、达哇蓝占巴等，击溃叛军三千。巴塘叛军头目喀木布第巴闻官兵势如破竹，遂降服献户。接着，乍丫、察木多，嚓哇等地的堪布（寺庙主持）、喋巴（营官）、土司（头人）纷纷顺命归降。
抚定里塘、巴塘后，岳钟琪率六千清兵抵达察木多，活捉了在逃的蒙古喇藏汗等几名叛军首领。得知策零敦多卜使当地武装控制了寨桑饶巴（今西藏洛隆县）三巴桥（今嘉玉桥）。岳钟琪孤军深入，无法与大军取得联系。在这军情紧急，一刻也不能耽误的情况下，岳钟琪果断决定突袭寨桑饶巴，夺取三巴桥。他挑选军中会讲藏语的三十人，着藏服，骑快马，星夜飞驰洛笼宗，先与当地藏族土司三图鼎密秘取得联系，以迅雷之势活捉准噶尔使者金巴等五人，诛杀随从六人。再风驰电挚奔袭饶巴，一举击溃守桥藏军，占领了三巴桥。沿途随叛各藏部落首领惊闻官兵似神兵天降，六个部落数万户尽皆降顺。
拉萨平叛突袭饶巴成功，岳钟琪再设巧计捉拿了被称着“万人敌”的叛军猛将黑喇嘛，攻下拉萨门户喇哩，在这里安营扎寨，等候大军主力。正是乘胜进攻的大好时机的关键时刻，却接到了胤禵从青海传来的勿要轻举妄动的命令。岳钟琪甚为焦急，积极向噶尔弼进言，希望速战速决。岳钟琪献计招降藏军将领公布。岳钟琪见此计已成，又向噶尔弼献计发兵拉萨。并提出昼夜兼程，十日之内可以到达拉萨的建议。噶尔弼认为战机来到，便下令三军火速进兵拉萨，仍命岳钟琪为先锋。岳钟琪率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八月十九日抵达噶尔濯木鲁。强渡过河，攻下敌堡，歼灭准噶尔军，直逼拉萨山城。藏王达克咱闻清军来救，喜不自胜，亲自率地方政教官员出布达拉宫，在拉萨郊外迎接清军入城。在拉萨兵民的援引下，岳钟琪再派兵扼守拉萨各要冲，并在城内展开搜捕，活捉了策零敦多卜在拉萨的内应喇嘛四百余名，降服协助准噶尔军的藏兵七千余众。至此，拉萨叛乱平定，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的阴谋破产。
在平定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的的叛乱中，岳钟琪出奇兵，献计策，剿抚并用，以番攻番，崭露出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才能，深得噶尔弼的赞赏。康熙六十年（1721年）春，征藏大军凯旋，岳钟琪以无可争议的功绩晋迁左都督；五月，升任四川提督；得赏孔雀花翎。
速战速决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靠近四川、甘肃的青海辖境索罗木发生郭罗克（今果洛藏族自治州）上中下三部落反清叛乱，岳钟琪奉旨率师征讨，督瓦斯、杂谷等地土司所辖土兵，从松藩发兵征讨。由于郭罗克一带多山地深涧，不便马乘奔驰， 岳钟琪命改马骑为步行，先攻打下郭罗克诸寨。下郭罗克以数千之敌据险抵挡清兵，被清兵击败，攻取下郭罗克所属吉宜卡等石碉二十一寨。岳钟琪命部队乘胜出击，再攻中郭罗克，经过一天激战，连取中郭罗克所属纳务等大小寨堡十九座，歼敌三百余，抓获叛军首领酸他尔奔等。
清军士气越旺，挥师再围上郭罗克六寨，叛头目坦增临阵归降，擒获假磕等二十二名叛军首领。于是，郭罗克上中下三部落尽皆平定。这次战役岳钟琪采用以番攻番、以步代骑、速战速决的战术，连战连克，仅用了七十多天大获全胜。捷报到京城，康熙帝高兴之极，授岳钟琪骑都尉世职。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岳钟琪讨平羊峒番，于其地设南坪营（今四川九寨沟县）。
万里西征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台吉罗卜藏丹津纠集吹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等大小台吉，聚兵十余万人，屡犯西北边陲重镇西宁，劫持了亲王察尔罕丹津，并且扣留并杀害朝廷派去调和的钦差大臣。清廷闻报震怒，雍正帝下旨，授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征西副将军、参赞大臣，挥师西征。岳钟琪于雍正元年（1723年）十一月三日亲率六千精锐部队从松藩出发，取道甘南直扑青海。沿途之上凡遇顺从者招抚，抵抗者剿灭。十二月初十，驻扎归德堡（今陕西榆林），抚定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诸番部。岳钟琪命令部队连夜出城，直扑敦策卜。不到半天时间，攻破堡寨二十七处，歼敌数千人。呈库、果密、和尔嘉、沙密等部落（今青海共和、兴海一带）在恐慌中纠集流散武装，占据大石山坚守。岳钟琪率部赶往大石山隘，叛军见清军到来，便群声呐喊，阻挡清军。岳钟琪佯装撤退，待到夜幕降临，岳家军悄悄拔营出发，分左中右三路杀回大石山。左右两翼攻取山头寨堡，中路断其退路。
雍正二年（1724年），岳钟琪授奋威将军。年羹尧部初到西宁，立足未稳，西宁城便被罗卜藏丹津的主力围了个水泄不通，反复猛攻。敌众我寡，形势危急。二月二十六日，岳钟琪六千铁骑赶到西宁城外，见罗卜藏丹津正在攻城，便指挥大军冲向敌阵，直杀得罗卜藏丹津兵马晕头转向，丢盔卸甲。年羹尧在城楼上见岳钟琪率部杀到，便急命城中清军倾数杀出，将罗卜藏丹津人马团团围住，又是一阵凶猛冲杀。不到两个时辰，清军大胜，藏军万余人马全军战死或投降。罗卜藏丹津仅率百十骑败逃。
尽管西征以来取得了不晓得战绩，但是罗卜藏丹津及其主力还驻守额穆纳布隆吉尔，另有阿尔布坦温布、吹拉木克诺木齐等大首领屯守在通往额穆纳布隆吉尔的各关隘要寨，总兵力不下十万。年羹尧命令岳钟琪统步骑一万七千人，操练备战，明年四月青草发芽时出征，与罗卜藏丹津主力决一胜负。岳钟琪认为，待来年开春进兵很为不妥，应当抓住战机，乘胜进兵。年羹尧将这一计策上疏朝廷。雍正帝非常欣赏岳钟琪的作战方案，便下旨年羹尧按岳钟琪的计策行事，并授封岳钟琪“奋威将军”。
抚定青海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初八，岳钟琪率精兵五千，良马一万，分三路悄然离开西宁城，向罗卜藏丹津驻地额穆纳布隆吉尔进发。清军拍马冲向毡包，砍毁营帐，驱散马匹，围歼藏兵，不多一会便大获全胜，侥幸活下来的藏军四散逃命。岳钟琪命令部队人不下鞍，马不停蹄，昼夜兼行，赶往伊克喀尔吉。岳钟琪勒兵前进，迅速包围了伊克喀尔吉寨堡，抢占了周围的山头，鼓号振响，催马冲向敌营。经过一番激战，攻破敌寨，捕获阿尔布坦温布和他的妻子长马儿、青黄台吉兄弟两人，吉吉扎布台吉等。岳钟琪指挥清兵乘胜出击，又接连攻下噶斯、次布尔哈两处敌营。
岳家军赶到哈达河畔，清军飞马突袭，歼灭了南岸藏军。岳钟琪见河水并不太深，便命人马囚渡哈达河，经过半日激战，歼敌千余，拿下北岸。吹喇克诺木齐携其妻奔吉卜、其弟端多木札什、台吉札布什端多布等五十多名大小头领及余敌向西仓皇逃窜。罗卜藏丹津率额尔德尼、藏巴札布、格尔格竹囊、额尔克代庆、库勒等五位大台吉，携众数万人逃往乌兰木呼儿，距此地一百五六十里。岳钟琪命令部队待夜幕降临，直扑乌兰木呼儿。次日黎明，岳家军抵乌兰木呼儿，围歼击溃叛军主力，活捉了罗卜藏丹津之母阿尔太哈屯、妹妹阿宝等叛军酋领眷属和其它台吉。罗卜藏丹津改妆逃走。
岳钟琪成功收复被叛军占领的青海地区六十万平方华里的领土，雍正帝大喜，封岳钟琪太子太保，三等威信公，授兼甘肃提督。雍正还觉未尽兴意，御笔题写五言律诗二首，又拿过金扇一柄，再题七言律诗一首，并黄带一副，赐给此战的头号功臣岳钟琪。
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岳钟琪率部剿灭罗卜藏丹津之后，留守西宁，处理军务。不久，逃窜至甘肃庄浪卫（今甘肃兰州永登一带）大山中的叛军余党又重振旗鼓，企图东山再起，与清廷继续周旋。朝廷命岳钟琪统兵三万，兵分十路，出青海，翻祁连，向甘肃庄浪进发。
岳钟琪留五千兵力据东山要冲，自己亲率五千兵士驰回石堡城，合原一万主力突然包围了谢尔苏噶住的老巢。岳钟琪挑军中善攀能跑者二十名，乘夜色悄悄登上山顶，再腰系牛皮绳索顺山堕下，悬落于石堡城内。叛军以为石堡城据险可守，官军一时三刻不易攻破，何况有消息证明清兵在黄羊川一带。所以，城内毫无应战准备。当哨兵发现清兵从天而降，仓慌间不知所措，抱头鼠窜，拼命呼喊。官兵则里应外合，冲进石堡城，奋力拼杀，不肖两个时辰，歼敌三千余，拿下石堡城。但“庄浪王”谢尔苏噶住在逃。岳钟琪给被俘的阿屋侧零等叛军头领供以酒饭，好言抚慰，劝其为官兵做向导，分头引领官兵继续搜剿，结果又捕获三千余人。所剩党余见清兵大军压境，势如破竹，谢尔苏噶住不知去向，群龙无首，大势已去，只好向清军乞降。
岳钟琪答应了叛军的乞降，收缴了全部军火兵器，把那些缴获的牛羊驼马、粮草种子全部发给牧民，劝导他们专心耕牧，不要再聚众滋事。对抓获的络力旦达儿等十六位小部落的上层人士，责成庄浪卫同知王廷松妥为安置。一切处理停当，岳钟琪这才凯奏朝廷，并建议改庄浪卫为平番县。雍正帝下旨，再授岳钟琪兼甘肃巡抚，督办甘肃、青海两地军务政要。
改土归流四川乌蒙（今云南永善县）土司禄万钟在云南东川叛乱，镇雄（今属云南）土司陇庆侯及建昌（今四川西昌）属冕山、凉山诸苗相助为乱。岳钟琪与云贵总督鄂尔泰会师讨伐。雍正五年（1727年）春，擒禄万钟，陇庆侯投降。乌蒙、镇雄完成改土归流。
雍正六年（1728年），上书以建昌属河西、宁番两土司及阿都、阿史、纽结、歪溪诸地改土归流，河东宣慰司以其地之半改隶流官，升建昌为府，领三县。定新设府曰宁远，县曰西昌、冕宁、盐源，又请改岷州两土司归流。请升四川达州，陕西秦、阶二县为直隶州。雍正七年（1729年），又请升甘肃肃州为直隶州，陕西子午谷隘口增防守官兵，里塘、巴塘诸地，置宣抚、安抚诸司至千百户，视流官例题补。雷波（今四川雷波县）土司为乱，遣兵讨平之。
招忌被贬雍正三年（1725年）春，年羹尧因九十二款大罪赐死天牢。七月，岳钟琪接任川陕总督。此时，岳钟琪官至总督，封三等公爵，手握川陕甘三省兵权。
雍正五年（1727年），有一蓬头垢面，衣衫烂搂的男子双手各握一块石头，在大街上一边赤足狂奔，一边沿街高声叫喊：“岳钟琪要率川陕兵丁造反了！”官府迅速抓捕了那男子，经审讯原来是疯子。但是不能因为是疯子的话，岳钟琪就可以坐视不管。他急忙写好奏疏，希望澄清视听，洗刷冤曲。这封奏疏被雍正帝的朱批写得密密麻麻。言下之意不外乎是不相信谣言，并说了许多安抚的话。那疯子也被朝廷以“造谣惑众，诬陷大臣罪”斩首示众。岳钟琪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雍正六年（1728年），靖州秀才曾静，派门人张熙致信岳钟琪，曾静的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责骂之词；又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为作为岳飞后裔的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岳钟琪假装同意，骗出口供，反过来抓捕二人，引发吕留良案。事后雍正帝褒奖岳钟琪忠心，并由于军事需要，仍旧对他委以重任，加封宁远大将军，少保，但是，在岳钟琪的仕途已经埋下了祸根。
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科尔沁、喀尔喀草原传来请兵急奏。雍正帝下诏，命黑龙江将军、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满、蒙旗兵组成北路大军；授川陕总督、奋威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统领川陕甘汉兵组成西路大军。六月，朝廷派吏部侍郎、大司马查郎阿和刑部侍郎常赍，带着宁远大将军印信和雍正帝特授的兵、吏两部黄带等御用之物赴陕西，在西安东郊筑台，隆重拜授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
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岳钟琪檄令西路大军各部，分由陕西、四川、甘肃三地出发，取道河西，在巴里坤集结。临行前，岳钟琪特旨岳钟琪长子岳濬（时任山东巡抚）专程从济南赶往陕西代表皇上送其父出征。
西路十六万大军全部集结于巴里坤。远在准噶尔的噶尔丹策零早已得到了朝廷大举进兵征讨的消息。狡猾的噶尔丹策零一边调兵遣将，集结人马，准备迎战，一边差使进京，称愿意交出朝廷钦犯罗卜藏丹津，请罢兵议和。雍正皇帝见噶尔丹策零派使议和，便下诏命西北两路大军暂缓进兵，并召两路大军主帅进京商议军务。噶尔丹策零得到清军西、北两路主帅离营返京的消息后，大喜过望，即派出二万人马突袭清军西路科舍图卡伦马厂大营，科舍图马厂大营原是官兵的军马场，是西路清军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军需仓库。这里积存有大批驼马、粮草、辎重。噶尔丹策零的人马攻来时，清兵早无防范，被劫走大批驼马、辎重，焚烧粮草。清军奋起追击，与敌拼死激战七昼夜，终将叛军击溃，夺回部分被劫驼马、辎重，但官兵的损失相当惨重。正当马厂大营激战之时，护理大将军印的纪成斌胆小如鼠，闭城不出，及至清军击溃来敌后，又隐瞒损失，夸大战果，向朝廷邀功。岳钟琪赶到前线帅营，已是第二年（1731年）的二月。他怒斥胆小庸碌的纪成斌，并发誓要与噶尔丹策零决一死战。
岳钟琪得到情报，说噶尔丹策零率兵十万，准备攻打吐鲁番，并说敌前头部队正向阿岔山运动。岳钟琪以为与噶尔丹策零决战的时机到了，便命樊廷、冶大雄、张元佐、马会伯等将官率部速赴吐鲁番一带迎敌，自己亲率中军主力从巴尔库尔移营穆垒，构筑城寨，摆开了决战的架式。但当樊廷等部赶到吐鲁番时，并没有等到噶尔丹策零的主力部队，只与小股叛军交锋。噶尔丹策零意识到西路清兵乃为甘、川、青汉军主力，武器精良，战斗力很强，不易对付，于是只留少数兵力在吐鲁番一带牵制清军西路主力，而把准噶尔主力精锐大策零敦多布、小策零敦多布及本部族近六万人马布置在北路清军的必经之路——博克托克岭和通呼尔哈诺尔一带。五月，噶尔丹策零派手下台吉哈苏尔海丹诈降于北路清军大营，给傅尔丹提供假情报，一步步诱北路清军主力近六万人马入博克托克岭峡谷，遭噶尔丹策零重兵包围伏击。双方激战十数日，清军以惨重代价冲出峡谷，且战且退至和通呼尔哈诺尔，又被噶尔丹策零围追堵截。战斗打得十分惨烈。清军四位将军临俘自尽，一位副将军、七位王公大臣在混战中阵亡。战后，北路清军六万仅剩下二千人马，几乎是全军覆没。
在北路清军与噶尔丹策零激战之前，驻守在吐鲁番的西路清军难耐盆地的酷暑，加上粮草不济，人马饮水困难，军心不稳，士气低落。情急之下，岳钟琪派兵往吐鲁番运送粮草给养，途中遭噶尔丹策零部抢劫，粮草驼马尽失，损失严重。接着，吐鲁番屡遭叛军骚扰攻击。纪成斌防守的瘦集、张元佐驻防的无克克岭，接连遭叛军攻破，驼马粮草被抢劫一空。奏报到京，雍正帝很是不快。他翻出岳钟琪关于新疆战况和作战方案的奏折披阅，越看越恼，提起朱笔批谕：“岳钟琪所奏，朕详加披阅，竟无一可采。岳钟琪以轻言长驱直入说，又为贼夷盗驼马，既耻且愤。”并下旨将纪成斌斩首示军，张元佐降职留用。
当北路清军与噶尔丹策零激战于和通呼尔哈诺尔的时候，岳钟琪施以“围魏救赵”之计，率西路主力迅速越穆垒过阿察，兵抵额尔穆克河，分三路向乌鲁木齐城下进攻，目的是分散噶尔丹策零主力，减轻北路清军的重压。沿途将士用命，奋勇作战，攻取敌寨多处，歼敌甚众。当大军攻进乌鲁木齐时，守城叛军闻风逃遁，西路清军占领新疆首府。雍正帝下谕表扬岳钟琪“此次领兵袭击贼众，进退迟速，俱合时宜。”
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噶尔丹策零七千人马偷袭哈密。岳钟琪遣总兵曹让等将士在二堡击敌，又派副将军石云倬等将官赶赴南山口、梯子泉一带设伏，断敌退路。准噶尔部七千人马攻打哈密时专事焚烧粮草，抢夺驼马辎重，虽被曹让部击退，但也造成重大损失。派往断敌退路的石云倬竟迟一日发兵，当该部到达指定位置时，准噶尔军已离开设伏地点，准噶尔军休息时的点火灰烬还有余热。但石云倬没有挥师追击，致使叛军劫持大量物资安然撤退。雍正帝降旨，治石云倬、曹让斩首示军。严责岳钟琪“攻敌不速，用人不当”。
岳钟琪接连受雍正帝的严责，显然已经失宠。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鄂尔泰乘机奏本，极力弹劾岳钟琪。雍正批准了鄂尔泰的弹劾，下谕“交部议决”。结果削去了岳钟琪三等公爵和太子太保封衔，降为三等侯，仍护大将军印。时隔不久，雍正帝又下旨诏岳钟琪离疆返京“商办军务”，由副将军张广泗护宁远大将军印。十月，岳钟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路风尘赶到京城，张广泗弹劾他的奏折也随之到了雍正帝的龙案。在张广泗和鄂尔泰合力弹劾下，当月雍正就下诏将岳钟琪“交兵部拘禁候议”。 岳钟琪被捕入狱以后，在等候兵部的判决，一直等了整整两年，
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月兵部的判决才下来，判决居然是“斩决”。雍正帝接到兵部议奏折子，左右权衡，最后，念及其当年进西藏、平青海之功，改“斩决”为“斩监侯”，并处罚银七十万两。
乾隆二年（1737年），岳钟琪和傅尔丹同被释放，贬为庶人，回成都。岳钟琪在成都郊外百花潭浣花溪畔结庐居住。他取名“姜园”。平日里，他一身布衣木履，粗茶淡饭；清晨早起，在爱闲亭中打几路拳脚，舞几套刀剑，然后牵着他心爱的战马，沿着浣花溪畔溜达；茶余饭后，喂一喂鸡鸭家禽，或者走出姜园，漫步于乡间田埂，或聚集老农于树下闲话桑麻。晚来掌灯，他这才伏于几案，或挥毫吟写田园诗；或秉烛夜读《楞严佛经》。岳钟琪对佛家教义也渐渐青睐，常常入寺拜佛听法。一天岳钟琪回到金堂县老家，在城南十五里的龙尾寺拜佛，盘桓晚了，便留宿寺中，于是写下了《夜宿龙尾寺》。
应召复出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由于大金川叛乱而清廷出兵多时未果，乾隆帝想到岳钟琪，决意重召，先授予他总兵之衔，后改授四川提督，赐孔雀花翎，其时岳钟琪已届六十二岁，久违官场十年有多了。
岳钟琪来到金川军营，张广泗即命岳钟琪领四路官兵，驻扎党坝。岳钟琪抵达前沿军营，登上山梁观察地形，只见这党坝三面环敌，而敌寨处处明碉暗堡，所据地势十分险要，碉寨之间又成犄角之势，相互照应，进可攻，退可守。而党坝清营，简直就是叛军桌上的烤肉。
岳钟琪经过反复思考，向张广泗提出“从党坝就近直接攻打康八达，先拿下勒乌围门户，直逼叛军老巢”的计谋。张广泗反而命令岳钟琪到百余里外去攻打无关紧要的昔岭、卡撒两寨。岳钟琪反对，幸好监军讷亲也赞称岳钟琪的意见。张广泗最后来一个“等我再想一想”，从此按兵不动。对于张广泗舍近求远，避重就轻的战术，岳钟琪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岳钟琪在军中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自张广泗率军抵达金川后用了两位幕客，一位是他的旧友云南昆明人王秋，另一位是当地土官良尔吉，这二人都是莎罗奔派来的奸细，所以两年来清军的行动莎罗奔都早已知道，预先防范。
岳钟琪急将此事密奏乾隆。乾隆看罢甚是愤怒。立即下旨，“着岳钟琪就地诛杀奸细，接管金川军事；罢去张广泗军权官职，逮京侯审。”岳钟琪重掌川军大印后，速斩两个奸细，接着迅速组织征剿。秘密调集人马三万五千，留三千兵力守护粮草辎重，三千兵力分布于党坝、泸河一线，以一万兵马暗出党坝，偷渡泸河，水陆并进，突然袭取敌寨跟杂；再以一万人马自甲索进马牙冈、乃当两地，与出党坝的一万人马形成东西两翼并进之势，包围了马牙冈、乃当两敌寨。经过一番激战，攻克敌大小碉卡四十七处，缴获粮谷十二仓，收复田亩一千四百余段，焚毁敌寨数十座，斩获土兵无算。清军旗开得胜，士气大振。岳钟琪乘势攻击最顽固的堡垒——康八达。康八达是莎罗奔老巢勒乌围的门户，工事坚固，重兵把守，屡次进攻，毫发未损。岳钟琪心生一计——“引蛇出洞”。他派兵在康八达敌碉寨不远处运土夯堡，并派出数队官兵用口袋装土，假装押运粮草。造成清军久围康八达，并且有大量存粮的假象。每天入夜，清军大队人马各持火药喷筒，鸟枪弓箭，埋伏在土堡四周，单等敌兵出寨抢粮。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康八达守敌果然出寨，大队人马直扑清军粮草辎重。待敌人全部进入埋击圈后，只听一声号炮，清军伏兵四起，枪筒弓箭齐发，火星飞溅，散弹呼啸，敌兵纷纷中弹落马。侥幸逃出的拼命往往碉寨里跑，斜刺里又有一队清兵杀出，直冲寨门，与敌兵搅和着一起进了康八达寨内，很快控制了寨门，攻占了制高点，后续人马掩杀入寨。康八达攻下来了，莎罗奔老巢勒乌围已是一座孤城。
新扎下的清军大营与勒乌围隔泸河相望。当莎罗奔得得知清军统帅是岳钟琪时，心中一喜一忧。喜的是莎罗奔与岳钟琪有过一段交往，莎罗奔及本部族上下都视岳钟琪为大恩人。康熙六十一年，莎罗奔带领本族士兵随岳钟琪作战，战后经岳钟琪一力推举，朝廷授莎罗奔金川按抚司一职。再有就是岳钟琪调停杂谷、金川、美同、沃日、龙堡部落间的内乱。岳钟琪秉公而断，把他们失去的土地山寨调回了他们。所以族人对岳钟琪敬佩有加，视为“恩公”。 忧的是自己与朝廷对抗数年，已是朝廷死敌，以岳公的忠心和谋略这仗肯定是必败无疑。莎罗奔决定请求罢兵归顺朝廷。岳钟琪提出要亲自过河到勒乌围一趟，以查探莎罗奔的实虚。众将领都劝应多带些人马才安全。岳钟琪却说：如果此去多带人马会引起莎罗奔的怀疑，不利招降。次日，岳钟琪只着官服，只带随从十三骑，渡过泸河闯入虎狼之穴。众土司见来人真是岳公，不禁惊喜过望：“果然岳公啊！”齐刷刷跪伏于地，不停地叩头请罪。莎罗奔见到恩公，喜出望外，他从地上爬起来，亲自为岳钟琪引路，恭敬地迎入自己的寨堡，请岳公入坐首席，由土司侍候左右，献上奶茶。岳钟琪按藏族习俗，敬天敬地敬主人，然后一饮而尽，接着又要来一碗，一气喝干。莎罗奔等见岳公如此看得起藏胞，个个感动得泣不成声，长跪不起。莎罗奔又邀岳公当夜住宿勒乌围寨堡，以叙旧情。岳钟琪概然答应。勒乌围上下欢天喜地，宰牛杀羊，款待岳钟琪。当晚席散，岳钟琪宽衣酣睡，全无防备之意，更得莎罗奔等众土司的敬佩。
次日，莎罗奔、郎卡及众土司随岳钟琪渡河来到清军大营，正式举行了乞降归顺仪式。大小金川之乱，在祥和的气氛中打上圆满的句号。
溘然长逝乾隆十五年（ 1750年），西藏珠尔墨特为乱，时年64岁的岳钟琪，奉命再出康定，会同总督策楞，捕获卓呢罗布藏紥什等，叛乱平息。
乾隆十八年（1753年），岳钟琪的长子岳濬病逝，岳钟琪心如刀绞，痛不欲生。自己年岁已高，痨肺病也日重一日。
乾隆十九年（1754），岳钟琪病势稍有见好，忽有军情来报，说重庆人陈昆，组织邪教，蛊惑人心，聚众反清，其势甚大，当地官府已无法弹压，请派大军征剿。岳钟琪不敢贻慢，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披甲胄，跨战马，率领大军赶赴重庆，清剿邪教陈昆。在他的指挥下，清军在大巴山与邪教武装展开了激战。邪教武装毕竟是一帮乌合之众，很快便被剿灭四散。这时，岳钟琪的痨肺病进一步加重，在返回成都途经资州（今四川资阳）时病情恶化，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乾隆帝赐谥“襄勤”。
谁能谈谈满清时期的文字狱？
所谓文字狱，就是因为文字的缘故而引发的罪案。自从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中的文字，触怒汉宣帝刘询而遭到腰斩开始，文字狱就在历朝历代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尤以清朝时期最为严重。
明亡之后，清朝统治者对明朝遗留下来的文人，采取招抚的政策。对于不服统治的文人，则是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他们从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因文字而获罪的文人，不但罪及家属门生，就连为其写过传记、碑文、甚至有过书信往来的人，也要追查治罪，刑罚的严酷暴虐，可谓是前无古人。清朝时期，文字狱持续的时间之长、案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杀戮之血腥，均称空前。清朝时期的文字狱，从顺治朝开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其中，顺治朝7起，康熙朝20多起，雍正朝20多起，乾隆朝130多起。就文字狱的规模和惩处结果而言，相较于历史上的其他朝代，清朝也是首屈一指。满清统治中原之后，清廷对于其先祖曾被明朝统治，并受官袭爵、闻命即从的历史讳莫如深。因此，清廷不但把旧有的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那些收藏与这段历史相关的史籍、甚至继续编写这段历史的人，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清朝初期，民间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汉族士大夫，因眷恋故明，于是在民间宣扬“夷夏之防”一类的思想，这对满清的统治极为不利。为了巩固满清贵族的专制统治，清廷对于反清思想进行残酷的打击。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举行了立国以来第一场科举考试。其中一位河南的中举者把“皇叔父多尔衮”写成了“王叔父多尔衮”，被当作是对摄政王多尔衮的“大不敬”。最终，不但这位考生被治罪，就连主考官欧阳蒸和吕云藻也受到牵连，先后被革职，然后交由刑部处理。这就是满清入关以来的第一起文字狱案，即“科考‘大不敬’案”。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发生了“函可《变纪》案”。驻守南京城门的清兵，在来自广东的僧人函可身上，搜出了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函可因此锒铛入狱，在被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盛京（今辽宁沈阳）。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毛重倬在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中，没有使用“顺治”年号。大学士刚林认为其“目无本朝”，触犯了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最终，无论是作者、编辑，还是校对、排版，但凡与此书沾边的所有人“皆置于法”，这就是“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此案发生之后，清廷设置了一个专门审查出版的言论检查官。所有的诗词经书、话本专集，都必须经过指定官员的审查、校阅之后才可以出版发行。如敢擅自刻印，一经查实，严惩不贷。至此，清廷的本意还是希望对天下的文人发出警告，让他们安分守己。然而就在此时，却发生了“黄毓祺诗词案”。黄毓祺是江阴人，曾多次参与反清活动。黄毓祺颇具才华，不但写下了许多反清的诗词，还写了一篇激情澎湃“伐清檄文”。南明永历政权正是利用这篇檄文，招募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因此，清廷对黄毓祺十分痛恨，顺治下旨不惜一切代价抓住黄毓祺。黄毓祺最终被朋友张纯一出卖，进了清廷的大狱。顺治原本想当众斩首黄毓祺，让天下文人引以为戒。但黄毓祺却死在了狱中，最终被戮尸，其家人发配给旗人为奴。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发生了“张缙彦诗序案”。顺治在张缙彦的文章中发现了一句“将明之才”，认为这句话诡谲暧昧难以解释。那么就无需解释，直接将张缙彦斩首。可以说，顺治开创了清朝文字狱的先河，他为后来的继任者指出了一条从思想上对百姓进行麻痹、腐蚀、甚至毒害的方法。在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沉淀后，最终在乾隆朝迎来了爆发，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几乎陷于停滞，这种重创难以弥补。康熙当政时期，对天下的文人采取怀柔和宽容的政策，还没有把文字狱当作镇压反清文人或者汉族士大夫的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因此，一些明朝遗民所撰写的野史笔记以及具有反清意识的诗文集，还可以顺利出版。虽然康熙朝对文人的态度相对宽松，但是打击异己和威慑汉族士人的文字狱依然存在。据统计，康熙朝先后发生了20多起文字狱，其中尤为残酷的两起是康熙初年的“《明史》案”和康熙后期的“《南山集》案”。浙江湖州富户庄廷珑是个盲人，因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到处搜罗资料。庄廷珑的同乡朱国祯曾是明熹宗天启朝的内阁首辅，告病归乡后编写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但是撰写的《列朝诸臣传》稿本并未刻印。朱国祯死后，家道中落，其家人听说庄廷珑想编写《明史》，于是以千两银子的高价，把《列朝诸臣传》等朱国祯未刻印的手稿卖给了庄廷珑。庄廷珑将自己的名字署在朱国祯的手稿上，之后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的史事。在叙写南明历史时，庄廷珑等人仍尊奉明朝的年号，不承认清朝是正统；在提到明末建州女真的历史时，直接写努尔哈赤的名讳，并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辑略》刻印发行之后，起初并无事。被罢官的原归安县（今浙江湖州境内）知县吴之荣是个阴险小人，他看到此书后，便想利用此书向庄廷珑的家人敲诈一笔钱财。此时的庄廷珑已经去世多年，吴之荣并未得逞。于是，吴之荣便向杭州将军松魁告发。松魁将此事交由浙江巡抚朱昌祚处理，朱昌祚又将此事转交浙江督学胡尚衡。庄家人向胡尚衡行了重贿，将《明史辑略》中指斥满清的文字修改后重新刻印，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分文未得的吴之荣一气之下，便拿着《明史辑略》的初版告到了北京。当时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对此事非常重视，颁旨由刑部立案追究。最终，庄廷珑被开棺戮尸。庄廷珑的弟弟庄廷钺因受牵连而被诛杀。曾为《明史辑略》作序的原礼部侍郎李令哲，除了他本人伏法外，他的四个儿子也被诛杀。当时主审官让李令哲年仅16岁的幼子在口供中将年龄减小一岁，按照清朝惯例可以免死，改为充军。但是李令哲的小儿子非常悲伤地说：“父兄俱死，不忍独生。”始终没有更改口供，最后随父兄一起赴难。李令哲的序中所提到的朱氏，指的是朱国祯。吴之荣因和南浔的富户朱佑明结怨，便诬告序中的朱氏指的是朱佑明，结果朱佑明父子六人被处死。杭州将军松魁被罢官，其幕僚程维藩被处死。浙江巡抚朱昌祚、督学胡尚衡向主审官行贿之后，把罪责全部推给初审此案的学官，躲过一劫，学官随后被诛杀。湖州知府谭希闵，到任才半个月，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以隐匿罪糊里糊涂地和其他涉案官吏一起被处以绞刑。凡是与《明史》案有关的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处罚，就连那些作序、出版商、读者都无一幸免，下狱者达2000人左右，其中有70人不但被处决，他们的妻儿也大多被发配边疆。此案处罚范围之广，令人发指。《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专门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然后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发展到后来，一些歹徒竟然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在书上。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感到非常愤慨，于是他通过走访明朝的遗老以及参考文献资料，撰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戴名世的同乡方孝标，曾在平西王吴三桂的手下做官。吴三桂叛乱之后，方孝标立即降清，得以免罪。后来方孝标撰写了《钝斋文集》和《滇黔记闻》，记录了南明的一些异事奇闻。戴名世觉得这些事物非常新鲜，便把其中的南明事迹收录进了《南山集》，并以南明桂王死后的次年，作为清朝的定鼎之年。当时，许多人为《南山集》作序，并捐资刊印，刻版寄藏于方苞家中。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在《南山集》刊印十年之后，左都御史告发戴名世妄窃文名，私刻文集，恃才放荡，信口游谈，具有浓厚的反清意识。康熙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十六岁以上的男子斩立决，十六岁以下的男子和女子则发配给功勋家庭为奴。同时，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当时方孝标已经去世，但和戴名世同样治罪，仍被发棺戮尸。其他受到牵连的32名官员，给予了降职罢官处分。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汪灏王源等人被处以斩刑；为《南山集》刊印出版捐款的尤云鹗、方正玉等人，以及他们的妻儿，均被发配宁古塔充军。因《南山集》案而受到牵连的多达三百余人，康熙心存不忍，便把戴名世的凌迟处死改为斩刑，原本应该处以斩刑的戴氏和方氏的家人，改判为流放黑龙江。虽然一些人的死罪得以赦免，但仍然有许多人因此案而丧命。清朝初期，汉族士大夫由于受到清廷的压迫，因此借助文字发泄心中愤恨的情况是存在的；明朝的那些遗臣故老著书立说，并在其中流露出对山河故国思念的情况也是有的。《明史》案和《南山集》案的起因，就多少带有这种色彩。对于满清政府来说，为了加强对百姓的思想统治，防微杜渐，一旦发现反清思想著作，就严厉打击。后来，清廷愈发神经质，再加上官场上的矛盾，便发生了一连串的文字狱。这些文字狱中，大多并无根据，只是捕风捉影、滥杀无辜而已。康熙晚年，皇权斗争空前激化，最终引发了“九子夺嫡”之争。雍正即位之后，为了巩固皇权，借“朋党”的罪名，屡兴大狱，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以及权臣和结成科甲朋党的汉族官员。雍正在位的13年中，共发生了25起文字狱案。雍正前期是因权力斗争而引发了文字狱案；后期则是为了镇压汉族士大夫的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雍正处理文字狱案的手段，以残酷著称。雍正之所以能顺利即位，年羹尧和隆科多功不可没。所以雍正登基后，年羹尧和隆科多功恃势无恐，大树朋党，引起了雍正的强烈不满。为了惩治年羹尧和隆科多，彻底铲除其朋党势力，雍正假文字之名，制造了一系列的文字狱大案。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因其妹是雍正的嫔妃，而自己又战功赫赫，自恃功高，骄横跋扈，引起了雍正的不满。雍正想惩处年羹尧，但苦于没有借口。清雍正三年（公元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雍正终于在年羹尧的奏表中找到了“毛病”，一是年羹尧的字迹潦草，二是年羹尧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雍正借题发挥，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昔日对年羹尧不满的官员揣摩上意之后，联名上奏弹劾年羹尧，数列其九十二条大罪。雍正下令年羹尧自裁，他的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都受到处罚。年羹尧死后七天，他曾经的幕僚汪景祺被斩首示众。汪景祺曾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给年羹尧收藏。年羹尧获罪抄家后，《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在读完《西征随笔》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写：“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西征随笔》中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意是提醒年羹尧。雍正因此愤恨，在处罪谕旨中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最终汪景祺被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他的妻儿被发配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他的兄弟叔侄被流放宁古塔；汪氏族人凡有职衔者，一律革职，交由原籍地方官管束。受年羹尧牵连的还有钱名世，他与年羹尧有同年之谊。钱名世曾赠诗谀颂年羹尧，其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年羹尧被赐死之后，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逃。雍正给钱名世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然而雍正并没有杀钱名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禁锢，并让其将雍正亲书的“名教罪人”匾额悬挂于宅中，以示羞辱和惩戒。这还不够，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自大学士、九卿以下的京官都要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最终有385人奉诏作诗。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作诗批判钱名世不力被发遣为奴，陈邦彦、陈邦直则被革职。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都是雍正的重臣。雍正即位之后，隆科多恃宠生娇，结党营私。最终，隆科多被朝中大臣合议弹劾犯有四十一条大罪。雍正下旨永远圈禁隆科多，其家产用来追补赃银，他的两个儿子也受到了处分。被圈禁的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查嗣庭因隆科多案而受到了牵连，查嗣庭是康熙朝的进士，最初被选进翰林，之后在隆科多的保奏下，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查嗣庭担任江西主考官，所出试题用了《诗经》中有“维民所止”一句。于是有人诬告查嗣庭居心叵测，“维止”二字意在削去“雍正”二字的头。雍正闻听后非常愤怒，因查嗣庭多次受到隆科多的举荐，雍正将他归为隆科多一党，对其并无好感。之后，雍正派人搜查查嗣庭的住所和行囊，果然查获两本反动日记。查嗣庭被捕之后，病死狱中。雍正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将其戮尸示众；他的儿子查沄被判斩监候，其他幼子被流放；他的二哥查嗣瑮父子虽然免死，但流放三千里，他的大哥查慎行免罪释放，久惊悸而死。查嗣庭之案，其主要“罪证”无非是科场题目。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如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诗稿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一句，犯了清廷大忌。徐骏最终以大不敬罪斩立决，其诗稿一律焚毁。徐骏案也仅仅是因为文字犯忌，并没有其他罪证。要说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狱案，非“曾静、吕留良案”莫属。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清初屡次乡试未中，于是抛弃仕途，讲学乡里。吕留良之子吕葆中考中进士之后，任职翰林院，吕留良却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屈志归清。吕留良长期隐居山林，著书立说，授徒讲学，成为了著名的道学先生。地方官多次举荐他出山为官，都被他拒绝。为了免除干扰，吕留良干脆削发为僧。吕留良去世后，所留下的著作中记录了许多清朝的事迹，他下笔行文毫无顾忌，尤其对康熙朝的时政多有指斥。湖南人曾静前往州城参加科考，偶然看到了吕留良的部分诗文，他对文中力倡“华夷之别”非常感兴趣，于是就派弟子张熙前往吕留良家中求得吕氏遗书。吕葆中不但把先父的遗书全部给了张熙，还把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以及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等人介绍给了他。曾静、张熙和这些人志趣相投，来往密切。他们以“华夷之别”为思想基础，谋图反清复明。曾静等人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裔，而满清则是金人的后裔，他们认为岳氏和满清是世仇，再加上岳钟琪曾是年羹尧的部将，而雍正对其态度冷淡。曾静等人想拉拢岳钟琪反清复明，于是派张熙前往游说。张熙向岳钟琪投递书信一封，信中列举了雍正的罪状，并力劝岳钟琪拥兵举义，光复明室。但张熙弄巧成拙，反而中了雍正和岳钟琪联手设置的圈套。当曾静、张熙见到雍正那一刻，才明白被岳钟琪出卖。于是二人立即伏地认罪，供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雍正命浙江总督查抄了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等人家藏书籍，连同所有人犯一起解送京师审讯。针对吕留良的“华夷之别”，雍正亲自撰写《大义觉迷录》进行辩论。当然，该案的定罪和处罚都非常严酷。已经去世的吕留良、吕葆中和严鸿逵被戮尸，沈在宽被凌迟处死，吕氏和严氏家族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斩首，妇女幼童则发配东北边疆为奴。其他刊刻收藏吕氏文集的人，基本都受到严厉惩罚。雍正将《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各地，并让曾静、张熙二人亲自前往江浙地区进行宣讲，当众忏悔认罪，消弥反清意识。雍正不杀曾静、张熙，也不允许继任者杀他们。官面上的理由是他们认罪态度好，其实是拿他们当工具使用。乾隆即位之后，看不起曾静、张熙这两个软骨头，于是以二人曾经恶语中伤先帝为由，将他们诛杀。乾隆朝的文字狱共发生了130多起，占整个清朝文字狱案件的绝大多数，并且主要集中在乾隆中期，前期和后期文字狱较少。当时因文字而罹祸的人，遍及全国各个阶级和阶层。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所制造的文字狱，如脱缰之马，不可控制。乾隆即位之初，为了笼络人心，先是下令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随后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了避免因文字获罪而造成冤狱案件再次发生，乾隆不但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的“请宽妖言禁诬告折”，还批准刑部的建议，对于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人，如审无实迹，必须严究。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文字狱再次死灰复燃，起因于“伪孙嘉淦奏稿”案。当时所谓孙嘉淦的伪奏稿，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孙嘉淦官至刑部、吏部、工部尚书，署翰林院学士，他生性耿直，以敢言直谏而出名，很有社会声望。因此有人冒孙嘉淦之名写奏稿，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乾隆因此大怒，下令各省巡抚以及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炮制者和传布者。在皇帝的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在连续追查的过程中，伪案百出，有挟仇诬告报复者，有受人嘱托为其开脱者，有屈打成招者，甚至还有教供串供者，附会迁就，株连扰累。总之，此案弄得是人心惶惶。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昌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之后，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之下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是同谋。乾隆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追查伪稿，不但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而且受到牵连的人也是不计其数。乾隆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于是把卢鲁生父子和刘时达父子作为替罪羊。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处死，刘时达等人判为秋后问斩，他们的亲属照便连坐。对于那些办案和审讯不力的官员，也是严惩不贷。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适让、知府戚振鹭等被革职查办，交刑部论罪；两江总督喀尔吉善、漕运总督瑚宝也被革职问罪。伪稿遍及全国正好说明了此议深得人心，作为皇帝，乾隆应该闻过即改才是。但是乾隆不但意识不到自己的过错，反而认为之所以发生伪稿遍及全国的事，是因为自己宽松的政策纵容了 “诽谤”。于是乾隆决定改变宽缓的政策，采取先帝的严猛苛政，在全国进行大力整饬。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与傲骨俱丧，敢于直言的人越来越少。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发生了“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乾隆认为胡中藻诗句如“一把心肠论浊清”，“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等有悖逆、含诋讪怨望的意味，而且多是针对自己而发。最终，胡中藻斩立决，鄂尔泰因胡中藻是其门生，被撤出贤良祠，他的侄子甘肃巡抚鄂昌被赐死。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举人王锡侯在其撰写的《字贯》 凡例中忘记避讳，将康熙、雍正庙讳及乾隆御名悉行开列，被认为大逆不法。最终，王锡侯斩立决，他成年的子孙被判斩监候，妻女以及年幼的子孙被流放。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已经致仕回家的尹嘉铨为其父尹会一请谥及从祀孔庙，此事引起乾隆的震怒，坚决未允。后来乾隆在尹嘉铨的著作中发现了悖逆之语，如尹嘉铨自称为“古稀老人”，擅论“朋党”等。最终尹嘉铨被处以绞刑，其著作全部销毁。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祝庭诤编撰的《续三字经》中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被认为“隐寓诋谤”，最终获罪。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安徽的戴世道被人告发其曾祖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和他的祖父戴昆所著《约亭遗诗》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狂悖之语，其中的“卜太平”被认为是暗指当今不太平。戴移孝、戴昆虽然已经去世数十年，但仍然被开棺戮尸，其孙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斩，戴氏家族多人因此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女等被发配边疆为奴。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杭州诗人卓长龄的《忆鸣诗集》的“忆鸣”二字，被认为有“追忆前明”之意，而且在他的诗集中发现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读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等“狂谬背妄之语”。 卓长龄及其子孙已死多年，仍被刨尸枭首示众。其孙卓天柱等被斩立决。当时的文人，为了避免文字狱，常常把涉嫌的字眼用其他字代替，或者干脆空出不写。如此一来，使得文章诗词文理不通，雅韵全无。后来，甚至连“胡”、“虏”、“夷”、“狄”等也成了避讳字，书籍中往往空格不刻。乾隆后期，由于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思想文化领域的约束才有所放松，文字狱也逐渐减少，但余威尚在，人们心头的惊悸犹存。嘉庆亲政之后，改变了乾隆朝严酷的文字狱政策，开始着手平反，此后文字狱基本结束。宁古塔的犯人去哪了？
被发配到宁古塔的重犯在清朝灭亡之后，都继续待在宁古塔，因为他们哪里也去不了，全部被袁世凯关在此地。宁古塔在当时满清人的印象当中并不好，自古以来发配边疆都是重罪，而清朝发配的地点就是宁古塔，用清朝诗人吴兆骞所说：“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所以人们对宁古塔的印象并不好，认为被发配到这里简直就是生不如死，还不如自尽来的痛快，他们甚至宁愿接受腰斩、凌迟这样的酷刑也不愿去宁古塔，事实上他们只是没去过宁古塔，对未知领域的一种恐惧，相对来说，宁古塔比起新疆地区要好很多。甚至不比自古以来的犯人流放地要差，比如古代的广东、福建、四川、海南等不毛之地，在当时还不如宁古塔。
那么宁古塔究竟是哪里？这名字总觉得听起来耳熟，因为在清宫剧中也经常听见，宁古塔就是如今黑龙江牡丹江下辖市宁安县，宁安县在清朝用满族语言就是叫宁古塔，可以说这里是满族人祖先的居住地，更是他们发家的地方，人们称之为“龙兴之地”。
（如今的宁安县）
所以当时清朝发配重犯都是发配到宁古塔，这里主要是因为宁古塔属于苦寒之地，让他们来这里就是受罪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这些重犯来这里进行建设和改造，毕竟是龙兴之地，总得将这个宁古塔开发的更好吧。
（宁古塔官员）
二：那么清朝灭亡之后被发配到宁古塔的犯人都去了哪里？很简单，他们都在这里娶妻生子了，或者拖家带口的赖宁古塔生活，上文也说到过，宁古塔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除非当地的官员刁难你，实际上很多被发配到这里的重犯待遇都还不错，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在没来这里之前都是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万一哪天又被皇帝召回也不是不可能。
当时的宁古塔除了冷之外，住人是没问题的，宁古塔山林茂密，物产丰富，当时宁古塔的人参据说随随便便都能采一大捆，山中野果也是漫山遍野，野生动物遍地都是，河里鱼虾应有尽有，并不像其他流放之地，让你很难生存下去。
所以说来过的犯人才知道，并不能盲目的相信外界谣言，他们心想还好自己没有自杀，宁古塔可谓是完全被黑化了的人间地狱。文章开头写的清朝诗人吴兆骞被发配宁古塔二十三年，二三十年什么概念，他不要过得太潇洒，如果真像其他荒芜之地可能饿都饿死了，他不照样活了下来。
清朝记载最后一个被发配到宁古塔的人是爱新觉罗·载澜，道光皇帝的孙子，也就是光绪皇帝的堂兄，因为1901年八国联军议和中，是列强要求慈禧严惩载澜，但是慈禧将他发配到新疆去了，因为载澜是皇亲，新疆巡抚对他算是跟供奉祖宗一样的对待。直到辛亥革命爆发，载澜就选择地方躲避战乱，他居然选择了宁古塔，以后也一直待在宁古塔生活直到去世，可能他也想出去，但是袁世凯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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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御制朋党论的原文是什么？
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
雍 正 文 字 狱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夺取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废太子允礻乃谋求复位，皇八子允（礻四共）野心勃勃，皇十四子允礻题和皇三子允祉也在觊觎，但是都枉费心机。工于心计的皇四子允诺礻真用两面派的手法麻痹对手，取悦父皇，暗中培植势力，收买人心，终于挫败诸兄弟，于欢圣祖宾天后登上了帝座。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用人重吏才，轻文士，行政以革除积弊、整顿吏治为首务，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刑法严峻，心谋刻深，其人其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在文字狱方面，雍正帝的指导思想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戒毖风俗人心。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雍正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几乎对每一宗案件前后都极尽必踪指示、别出心裁之能事，从而在文祸历史上创造了为可磨灭的“业绩”。
（一） 与惩戒朋党有关的案件
1、 汪景祺与钱名世案
汪景祺、钱名世是雍正文字狱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是得祸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点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当时川藏一带有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他一向依附雍亲王允礻真，妹妹是允礻真的侧福晋（副王妃）。允礻真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纵、目无王法而失宠。雍正帝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雍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一、字体潦草；二、成语“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①。“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终日勒慎，写作“夕惕朝乾”意思不变。年羹尧贺表用这们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雍正帝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三月二十三日甚一日谕）。群臣闻风而动，发起了对年羹尧的围攻。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处罚。这就是著名的年羹尧案。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 祺斩首示众。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他潦倒文场近四十年，虽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帝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据民国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作者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这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日成）思慕魏片。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尧敲警钟。
《随笔》有些条目对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官场风气表示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为值钱”②。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年号，所作《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拆开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凡以“正”字为年号的都没有好下场，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
雍正帝批评所云“悖谬狂乱”，大概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地方官晓谕才安定下来。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号 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题授定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允礻题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后立即解除仓皇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该提起有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赐字题匾本是康熙帝宠异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雍正帝也偶而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雍正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主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帝还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帝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学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干塔给披甲人为奴了。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
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
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这应是《名教罪人诗》中的标准作品。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攘为己作。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样说，雍正帝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然而没有“以文词谄媚奸恶有恶报”的，雍正帝同样“以文词为国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附允（礻田共），为其争太子这位效劳，死后谥“文端”。雍正帝继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允（礻田共）的另一党羽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雍正帝还把允（礻田共）改名为“阿其那”，允礻唐改名为“ 塞思黑”。二名均为满语，意思据说是畜牲、猪狗。
这类刻薄的恶作剧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2、 查嗣庭案
雍正帝继位之初，有两个最受亲重的人物，一个是年羹尧，一个是隆科多。隆科多是康熙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办理年羹尧的案时，雍正帝处处把他与年羹尧相提并论，逐步贬削他的恩荣与官爵。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怨望、讽刺”。这年九月，查嗣庭刚从江西返抵京师就被捕入狱。案件尚未了结，查嗣庭病死狱中。
所谓试题“怨望、讽刺”，指《论语》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心矣。”但猜忌的雍正帝进一步怀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及《传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包含更隐秘的讽刺。照他的理解，是咒骂“雍正”年号的；“其旨远，其辞文”二句是暗示两道题中的“正”“止”二字有呼应关系。真是了不起的附会。
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也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案发后，查嗣庭赴赣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彻底搜查。雍正帝从搜得的日记（似即《维止录》）中找出许多“极意谤讪”康熙政治的言论。如认为裁减闲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灾难；认为戴名世狱及康熙五十年科场案是因语言文字而杀人（按：清朝统治者从来不承认自己以语言文字杀人，即不承认有文字狱）；认为引见百官罢黜不合格者有失作贤之道；认为九卿会议是做样子，钦赐进士是例行公事，不能识拔奇才；认为殿试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杀一儆、无罪而罚，等等。日记“谤讪”前朝，试题“谤讪”当今，这就是清廷所宣布的查嗣庭的两大罪状。
此外，据说《维止录》首页有这样一条记载：“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被认为是借灾异咒谤雍正帝即位，雍正帝深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取唱反调，有人认为这是他得祸的真正原因之一。
雍正五处（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有关人犯作如下处置：
查嗣庭戮尸、枭首，子查氵云（一作查潭）斩监候（另一子查克上先已病死狱中）。幼子查长棒头三人和侄子查开等二人流放三千里外；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塘工程费用；兄查嗣王栗（官翰林侍讲）流放陕西，后来死于戌地，另一兄查慎行（官翰林编修）特许释归，不久病死。
其他牵连得罪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俞鸿图革职；江西巡抚汪氵隆降四级调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职发往福建工程上效力。传说浙东诸家桥镇（所属府县不详）关帝庙中有当地某学究题的一幅门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被查嗣庭采入《维止录》中，案发后殃及该学究。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帝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风不正。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作为处罚，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钱塘人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帝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帝才解除了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又撤消了观风整俗使。
每办一案都尽量有所创造，尽量在整治风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扩大“战果”，这是雍正文字狱的一大特点，是世宗操纵文字狱的“高明”之处。
查嗣庭结案后数月，隆科多得祸，四十一条大罪中有一条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状中也有“趋附隆科多”一条，这说明查嗣庭狱与隆科多有直接关系。但作为文字狱，查嗣庭狱基本上是独立的事件，不象汪景祺、钱名世二狱那样紧紧依附于惩戒朋党的政治斗争。
3、 谢济世、陆生楠案
谢济生、陆生楠安是一对孪生案件，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但胎育期长短不齐。先述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雍正帝用人的特点是倚重实心办事的吏才，不喜欢徒逞笔舌的文化之士。他的心腹干吏中有一个叫田文镜，此人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抚。田文镜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科甲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向雍正帝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帝先已得到田文镜的密疏，胸有成见，对李绂的话置之不理。李绂接着上疏参田文镜。雍正帝虽然不高兴，还是派人去河南调查，果然发现田文镜的一些劣迹，但不尽如李绂所参。根据一些迹象，雍正帝越发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因而对田文镜愈益信任，宠益有加。
同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根据从刑部外郎陈学海那里听来的材料（陈学海曾赴河南调查田文镜事迹），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帝不悦，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却坚持要上疏。雍正帝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帝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作如下处置：谢济世减死发配阿尔泰（今新疆阿尔泰）军前效力；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调为工部待郎（后因别的事革职）。
雍正七年（1729年），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奏，说谢济世已招供他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王廷指使（谢济世可能被迫说了违心话）。雍正帝得奏，命斩黄振国，把李绂、蔡王廷投入监狱。李绂论罪当斩，雍正帝特予赦免，让他戴罪篡修《八旗通志》。蔡王廷判斩监候。直到乾隆帝退位后，李绂才恢复官职，蔡王廷也获释。
在李绂等人遭罪的同时，田文镜连连升官受褒奖，隶籍也由正蓝旗抬升为正黄旗。
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终于以李绂等人惨败、田文镜获胜而告终。因这场事件而引出谢济世、陆生楠两起同时发生的文字狱。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末年进士，因疏劾田文镜而得祸已见上文。此人颇有读书人的迂气，审问中，刑部尚书励廷仪问他受何人指使。他回答说：“是孔、孟指使。我自幼读圣贤书，只知道事上忠荩。见奸不攻，不是忠臣。”到阿尔泰后，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优待，得以从空讲学、著，著有《古本大学注》、《中庸疏》。后来锡保率军进驻阿尔泰，奉命监视充军的士大夫，谢济世等人的日子渐不好过。
和谢济世同时充军阿尔泰的还有陆生楠。陆生楠也是广西人，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傲慢不恭的神态，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到话，觉得是讽刺自己。雍正帝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凭这毫无根据的猜疑推断，命把陆生楠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陆生楠著有《通鉴论》十七篇（似是在阿尔泰所著），谁知这十七篇史论竟害了他的生命。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锡保疏劾陆生楠小字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帝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双方观点大致如下：
一、论封建（分封制）。陆生楠主张恢复封建制，说：“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盲，皆郡县之故。”雍正帝追溯秦汉以来郡县制、封建制的沿革与变迁，说如今天下大一统，有何祸害，“陆生楠能明指乎”？斥陆生楠“狂肆逆恶”，“实天下所不容”。
陆生楠又说后世政治昏昧，是由于“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的缘故。雍正帝认为有贤君就有良相，隐隐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二、论建储（立太子）。陆生楠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发论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说“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雍正帝驳斥说，太子应该博通古今，体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规矩，本朝国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陆生楠借古讽今，“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
三、论府兵制。陆生楠赞美唐府兵制，认为应当实行于今，使“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雍正帝斥陆生楠“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无养兵之费’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四、论隋朝君臣。陆论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雍正帝指出文帝与炀帝的区别，说炀帝自取灭亡，不关天命。
五、论人主威权。陆论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雍正帝自辩称：“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已意生杀人、赏罚人。”斥陆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恶乱，”“肆为咒诅”。
六、论宰相。陆生楠认为：“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说：“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雍正帝予以驳后表白云：“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
七、论王安石。陆论大意批评王安石刚愎自用，不信天命。雍正帝抓住个别字句故作异论,以显示高明，斥陆生楠“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八、论无为之治。陆生楠主张君主“不人人而有察”，“不事事而理”。雍正帝主张以汉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为，“勤劳自励”，对陆论加以驳斥。
以上是雍正帝在《上谕》中批驳《通鉴论》的大要。虽然陆生楠的观点不尽正确，雍正帝的批驳也有合理之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与一小臣争是非、论长短，未免显得胸怀不广。至于说陆生楠借古谤今，或许多少有一点，但也并非罪大恶极，非诛不可。
雍正帝先诛心，后诛人，对《通鉴论》批驳后，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一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雍正帝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疑心极重的雍正帝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帝却玩了个花招“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装作要杀的样子，最后宣布谢济世免死。谢济世被玩弄假斩把戏后终于不死。
谢济世在阿尔泰充军九年，乾隆初释归复职。他仍然不忘自己的著作，将《古本大学注》和《中庸疏》献进，请求颁行天下。并说明已把《注》中被指为谤讪的几句话删除了，分章释义依据古本（即《礼记》本），不遵朱熹的“四书”本。当时学者鄙薄宋儒，所以谢济世敢明目张胆排斥程朱，但官方仍扶植程朱学说，尊为正统。乾隆帝把书退还，传旨严斥。
谢济世后来改任湖南粮储道，继续注释儒经，陆续刻印成书。乾隆帝闻知，于乾隆六年（1714年）九月传谕湖广总督孙嘉淦，指出谢济世标新立异，“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命查明谢济世所著书中违背程朱、标榜他人之处，然后烧毁其书并印板。孙嘉淦遵旨输完毕，回奏说谢济世所注书有“四书”“五经”等多种，已印一百五十四本，刻板二百三十七块，已全部烧毁；注中虽有违背程朱学说之处，但立说浅陋，不足以惑世盗名，似不必逐条指谪。至此，谢济世注书案方告结束。他没有死于文字狱，一是情罪较轻，二是居官尽责，两朝君主对他的为人印象都不算坏。雍正、乾隆二帝处罪人往往凭个人印象和一时爱憎。陆生楠的得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雍正帝对他的印象不好，两次引见都引起憎恶。
以上四五起文字狱或多或少都有惩戒朋党的用意，戒除朋党是雍正帝整饬风纪的主要目标，他即位之初就以《御制朋党论》颁示臣僚，要诸臣“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雍正帝把宋代以下的朋党之风归咎于欧阳修的“邪说”。经过雍正帝的严厉整饬，顺治、康熙以来的朋党现象大为减少，文字狱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罢。
为何震动了紫禁城中的雍正帝？
雍正帝手上拿着两份奏折，一份奏折是湖北总督上奏说涂如松杀妻，另一份奏折是湖北巡抚上奏说涂如松无辜，两位封疆大吏居然为同一个案子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甚至撕破了脸互相指责弹劾，谁在说谎？
雍正帝大笔一挥，命户部尚书史贻直督派两省各司官员会审，最终揭开了这桩离奇案子的真相。
如果不是雍正帝插手，还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冤死，成为官官相斗的牺牲品，这便是明清十大奇案之一的麻城涂氏杀妻案。
1、
麻城，是位于湖北省东北部的一个小县城，当地盛产稻麦、桑麻，出了不少殷富人家。
二甲进士出身的汤应求，随着一纸调令，来到了麻城任知县。
十月底开始降雪，天气极其寒冷，河水封冻，连地面都结了一层坚冰。
瑞雪兆丰年，来年多半有个好收成，作为知县，汤应求心里还是替当地老百姓感到一阵欣慰。
这日，冷清的衙门突然被一阵鸣鼓声打破了宁静，衙役哆嗦着站好班，睁着一双有些困倦的眼睛不友善地看着跪着堂下的告状人。
那人举手投足都带着懒散，眉不正，眼不顺，肩不平，一身的无赖气，这更让衙役添了几分怒气。
“堂下所跪何人，状告何人何事？”汤应求一拍惊堂木问道。
“草民杨五荣，乃本地人氏，状告姐夫涂如松杀妻之罪。”
“可有状纸？”
杨五荣双手举状纸过头，师爷接过去交到了汤应求手中。
“请大人为小人姐姐伸冤，还我那苦命的姐姐一个公道！”杨五荣磕头不止。
众衙役有些意外，彼此看了一眼。
涂家世代经商，这代当家人涂如松弃商治学，颇有名气，是个大孝子，平常也乐善好施，常接济一些穷苦人家，多次为乡里建桥铺路，怎么就杀上妻了？
汤应求接下状纸一看，上面说得不清不明，只是一口咬定杨氏无端失踪乃是涂如松谋害，却又无凭无据，这不是信口雌黄吗？
杀妻乃是大案，既然杨五荣已经告到衙门，不管这状纸有多荒诞，汤应求都必须展开调查。
2、
涂如松与妻子杨氏的关系确有不睦。
涂如松小杨氏一岁，读圣贤书，行端正事，自然要求妻子也要恪守本分遵循礼制。
杨氏性格好动，不拘小节，加上又生得貌美，根本不理会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道理，与丈夫的学友们调笑嬉闹皆是常事，多次引来规劝不得的涂如松的拳头相向。
涂如松打，杨氏就跑，一趟子回了娘家。
涂母很无奈，只得亲自去杨家赔礼道歉，哄着儿媳妇回家。
儿媳妇行为不端庄，不知道检点，是个男人心中都有气，加上儿子又是个暴脾气，这小两口多年来就没让她过几个安生日子。
天气极其寒冷，涂母一下子染上了风寒病倒了。
涂如松忙里忙外地煎药侍茶，而一旁的杨氏却很不耐烦，一旦涂如松不在，便开始训斥婆婆，让涂如松心里很是不快，但为了宽慰生病的母亲一直隐忍着。
杨氏给涂母上茶，哪知道茶水很烫，涂母一口下去就被烫着了，一慌乱就打翻了茶盏，淋湿了被子。
杨氏也不收拾，反而说些混账话，骂涂母没用，这让刚进门来听到此话的涂如松怒火填膺，操起棍子就要打妻子，有这样做儿媳妇的吗？
杨氏躲开了，收拾包裹就离家而去。
涂如松正在气头上，也不听母亲让他去追的吩咐，只在一旁精心照顾，过了一个多月，才使涂母痊愈。
涂母病一好，带着儿子备着礼物去接儿媳妇回家，哪知道到了杨家，才知道这一个多月来杨氏根本没回娘家，这下两家人都慌了，四处寻找都不见人影。
涂如松贴出报贴，许以重金寻找知情人，并让乡邻们帮助寻找，但一直没得到有用的信息。
杨氏的弟弟杨五荣上门讨说法，实则是要好处，结果讨了个寂寞，刚直的涂如松压根儿就不理会他这个游手好闲的小舅子。
杨五荣恨从心来，蛊惑杨家告状，于是将涂如松告上了公堂。
3、
汤应求根据实地调查和走访邻居，判断出杨氏失踪另有他因，绝非涂如松杀害。
据邻里证明，涂母生病时杨氏与涂如松吵闹后的确离家出走，但涂如松并没追出门，而是居家照顾母亲，不存在外出杀人的时间。
即使涂如松尾随妻子并杀害，但野外已经结冰，总不能扛着把锄头去作案吧？挖坑这么大的动静也绝不可能做到掩人耳目。如果抛尸野外，尸体早就应该被人发觉，因此也不存在外出作案的地点。
涂如松如果在家杀了杨氏，埋尸就是个很大的难题，汤应求上门勘测时发现涂家庭院以及周围泥土都没翻动的痕迹，这基本排除了涂如松在家杀人埋尸的可能性。
要知道，白雪下的坚冰一旦被人为破坏，起出泥土再回填，都会造成此地与整个白雪下的环境格格不入，好比华丽的衣服打上了补丁，尤其显眼，所以汤应求断定杨氏是失踪，而不是被杀。
即便杨氏真的遇害了，那也绝对与涂如松无关。
事情蹊跷的地方也在这儿。
野外结冰，河水封冻，如果杨氏遇害，尸体早就该被发现了。
如果杨氏活着，她除了涂家和娘家可去外，并无其他去处，并且已经排查过熟识杨氏的人，皆没有藏匿的迹象，那么杨氏去了哪里？
朝廷对于人命案都有一个破案期限，这让十来天都找不到线索的汤应求很是焦急上火，涂如松乃是麻城首富，影响力广，瞒是瞒不住的，相信很快上司就会发文质询。
找不到正主杨氏，这案子就是个死案，自己虽然同情涂如松，也认定涂如松无辜，但一旦期限到了，换人来审，必然动大刑的，倒时候保不住涂如松，恐怕自己还得牵连进去。
汤应求百般焦灼无计可施，偏偏那杨五荣天天跑到衙门外喊冤，汤应求实在不堪其扰，于是呵斥让他帮助衙役去找其姐杨氏，并明确告诉他找不到杨氏，这杀妻案就没法结案。
杨五荣怏怏而退。
4、
日子一天天过去，汤应求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这天，有人擂鼓鸣冤。
汤应求升堂一看又是杨五荣，当时心中很是不快。
哪知道杨五荣却说找到了证据，并有证人为证，汤应求便传唤证人赵当儿。
赵当儿声称确有其事，在九口塘亲眼看见涂如松与人合谋杀害了杨氏。
九口塘位于麻城西北二十里处，风景秀丽，一道小河弯弯曲曲地环山而流，河岸两边栽满了梨树，每当应景时节，千树万树梨花开，将碧水青山染了一层雅意；微风拂过时，花瓣飘落，就如同春日里落了一场曼妙的雪，引来不少文人墨客、富商绅士到此休闲，而涂如松就在此买了处别院，与好友吟诗作画。
隆冬时期，涂如松与妻子携手而来，河岸都是些光秃秃的枝桠，这时没啥好看的，所以看见大冬天有人跑来九口塘，赵当儿就好奇地留了心。
涂如松与杨氏入住了别院，不久就有个人来找涂如松，据说是他最好的朋友陈文，就是这两人联手杀害了杨氏。
汤应求一听这话便觉得错漏百出，赵当儿既说不出两人怎么合谋、怎么杀害杨氏的，也说不出掩埋尸体之处，但却一口咬定杨氏是被涂如松两人所害。
杨五荣当即要求汤应求捉拿涂如松归案，防止涂如松跑了。
因为有证人作证，汤应求便派人将涂如松带到了公堂对质。
上堂的涂如松矢口否认有陈文这个朋友，并指责赵当儿的说法荒诞至极，自己那时照顾生病的母亲并未外出半步。
汤应求便召来涂家的管家和杂役等人上堂，为了防止涂家人弄虚作假，采取分开质询，众人言口一致，皆证明涂如松所言非虚。
汤应求又派人请来了替涂母看病的医生李德辰，从李德辰口中得知他每日皆由涂如松亲自接待，涂如松不曾外出过。
杨五荣见证据对自己不利，于是控诉涂家收买了下人制造虚假证据，请求汤应求主持公道，而赵当儿更是一口咬定涂如松杀妻的事实。
双方各执一词，汤应求只好吩咐将涂如松收监，等证据确凿后再作论处。
5、
涂如松是当地的大孝子，平日里乐善好施，替乡亲们做了不少好事，如今不明不白入狱，全县哗然，很快便有乡绅、秀才出面替他鸣冤。
乡里皆知涂如松伺候老母一步未离，只凭赵当儿一面之词，却将涂如松入狱实在叫人难以信服。
赵当儿见涂如松杀妻，却又不见尸骨，如今连杨氏是死是活都无法确认，谁能保证赵当儿不会说谎？
甚至连赵当儿的老父都上堂告状，说赵当儿是个无赖，游手好闲惯了，最爱无事生非，如今掺和到人命官司之中，多半是受人钱财的关系。如今上告便与不孝儿划清了界线，将来若查清冤情，还请汤大人做个明证，保家人不受连坐之罪。
汤应求安抚了众人后退堂，独自在后庭踱步，脑里一团乱麻，不由得眉头紧锁，长叹了一声。
凭自己多年的办案经验，现有的证据皆是经不起推敲的片面之词，根本无法将涂如松定罪，换个说法，没有实证涂如松便是无辜的。
将涂如松收监只是出于私心，以保涂如松安全，这万万不可向外宣扬，再生事端，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舆论之下，反倒显得自己无能和不辩是非。
案子的关键便落在了杨氏身上，只有找到杨氏，便可以替涂如松脱罪，只是杨氏在哪儿呢？
汤应求苦恼着，却不知道自己的一个小疏忽，让本该明朗的案情又陷入重重迷网。
原本汤应求派衙役专人盯着杨五荣和赵当儿两人，意图找出两人不当之处。
杨五荣平时像个没头苍蝇乱钻，四处打听其姐下落，一旦有空就守在衙门叫审姐夫，行径确实没可疑之处。
赵当儿还是一惯骗吃骗喝，也没异样。
大冬天盯人的衙役据实回报后，汤应求便撤回两人，衙门本就人手不足，面对舆论的压力，还是将重心转回全力寻找杨氏为妥。
就是这么一个合情合理的决定，让案子的曙光再度沉入了黑暗。
一个老太婆匆匆忙忙找到了杨五荣，对他一阵耳语，杨五荣神色大变。
随后老太婆恐慌着离开了杨家，而杨五荣也偷偷地出了门，找上了秀才杨同范。
杨同范，虽有功名，却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伙同杨五荣在赌场坑了不少“肥羊”，两人关糸可谓是狼一头，狈一只，不过后来为分赃不均闹了矛盾，便少了往来。
杨同范对杨五荣上门多少有些不悦，当听他说了来意后，不由得来了精神，眉眼儿里都是邪意，对着杨五荣吩咐了一阵，杨五荣满脸喜色而去。
一乘软轿从曾经给杨五荣传信的老太婆家出发，然后悄悄地进了杨同范的府上，轿夫抬着空轿拿着丰厚的酬劳满意地道着谢走了。
如果有衙役盯着，这一幕必将引起汤应求的警觉，可惜，他没有。
6、
春风拂过了大地，河水开始解冻，鲜嫩的草尖儿怯生生探出了头，涂如松仍然押在狱中，杨五荣无事就上衙门闹着要惩治凶手，而汤应求的眉头则越来越紧。
等到夏日罩在了麻城上空，仍然扫不去汤应求的内心的阴郁，案件离朝廷破案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这是祸非福啊！
就在全无头绪的时候，县城以西三十里的举水河滩上浮出一具腐烂的尸体。
接到书办李献宗来报，汤应求率众匆匆赶往举水滩。
清水绕在田野，农夫正在田间除草，牧童骑牛而走，口间短笛悠扬，汤应求顿时身心一轻，半年来背负的责任也没那么重了，不由得叫轿夫脚步缓上一缓。
哪知走到半途，一场豪雨倾天而下，沿途也无躲雨之处，众人只能怏怏退回衙门，汤应求急上心来，便叫两个衙役冒雨前往出事点，嘱咐一定照看好尸首，不得有失，两衙役依命而去。
汤应求站在庭前，雨水从檐上窜下来一直止不住，等到傍晚时分，汤应求只好叫众人散了，待雨晴再去勘测现场。
仵作李荣，一身清正刚直，乃是省府有名的“圣手李”，勘测过多场大案、重案，无一出错，为此省里多次行文调他去臬台衙门任职。
人老了念旧，加上老伴走了，膝下又无儿女，李荣便拒绝了省里的好意，只愿呆在麻城，为当地人再发点余热。
就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有外地书生打扮的人找上了李荣。
来人以一封银子为定金，说只须李荣将腐烂的尸体定为二十三、四岁女性皆可，事后再许以重酬。
李荣身为仵作，一生为豪的便是从不徇私舞弊，要知道，仵作一旦贪名谋利，连阎王爷都怕，制造的冤魂足足让地府不知道该收还是不该收。
仵作可谓是人间活阎王啊！
如今有人上门送礼岂不是送上门挨揍？李荣毫不可气抓住来人左右开了打了两巴掌，将人打出了门。
这么一打，打出一身汗，把前日染得的风寒给驱除掉了。
李荣是个性直刚强的人，心里没有弯弯绕绕，也没把这事当回事，乐呵呵地睡觉了。
如果他将来人花钱买指证的事及时亶告汤应求，以汤应求办案的经验，就能立刻嗅出其中不寻常的意味。
杨氏，有人在背后撑腰！
可惜，李荣在床上很快打起了鼾声。
7、
两天后终于等来了天晴，汤应求带着众人来到了河滩。
这两日，地保派人一直守着尸体，不敢分心。
听说官老爷今日来验尸，一大早周围村民就来看想闹了。
汤应求下了轿，正看见一个人正悲号着往里闯，定神一看乃是杨五荣，旁边还有个身着华丽的书生在劝解着，认得是麻城生员杨同范，不由得眉头一皱，杨同范与杨五荣有何关系？
来不及细思，汤应求吩咐李荣验尸，其实内心中并不以为这尸体就是杨氏。
李荣先探死因，银针刺喉无毒，身无外伤，再确定为男子，死亡时间为两月前，与半年前失踪的杨氏无关。
期间杨五荣不顾尸臭上前抱着尸身大哭，并以一角衣饰作证死者就是杨氏。
双方各执一词，杨同范上前指责汤应求偏信仵作之言，而不采信杨五荣之说，难以让众人信服。
杨同范有生员身份，汤应求也不能不加以考虑，加上几个看热闹的起哄，于是吩咐将尸体就地掩埋，遭到杨同范等人的极力反对，只好停厝待日后复核。
汤应求面对各方压力已有些乱了分寸，再度押后涂如松杀妻案。
初夏的夜晚，蝉虫低鸣，不胜躁热，汤应求难掩心中烦闷，也在院中踱步叹息。
人虫鸣和，天气越加热了。
不觉一晃又过了大半年，杨氏一直未露面，难道还真能上天入地不成？
这时有衙役来报，总督府派人已到麻城河滩验尸！
汤应求闻言心中一震，总督府派人绕过县衙办案，于律法不合，恐怕来者不善！
但自觉办案公正，对仵作李荣鉴定结果也极其放心，总督专员也不可能指鹿为马，以男充女吧？汤应求也不在意，吩咐衙役各行其事。
哪知道验尸结果偏偏很荒唐！
总督专员一脸得意到了县衙门，传见汤应求。
汤应求上的堂来，验过这个自称高仁杰的专员的官印以及总督文书，这才有余暇打量了下高仁杰。
眼光内烁不停，面有得色，身子骨透着一股浓浓的纨绔子弟的气息，汤应求见了心中就是一凉，这种人十有八九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狠人，这种人把权，哪能有什么公平与正义？也只能见一步走一步了，尽力周旋保全涂如松。
“本官已经令仵作薛无极当众验尸，死者乃是个年轻女子，请问汤大人，有何高见？”高仁杰目泛凶光，看似不轻易地扫视了一眼汤应求道。
汤应求冷冷地回答道：“高大人既然当众验尸，为何却不通知本县前往会勘？何况我县仵作李荣，已验得死者是男身，两个结果为何居然如此悬殊？既有争论，总该传李荣问个明白才好，然后一起复核，岂能擅断后将尸体草草掩埋了事？”
高仁杰本来以为有总督撑腰，汤应求就该识抬举附和自己，哪知道却被汤应求一阵唇枪舌战的抢白，掉了面子，当场怒火中烧。
“是吗？本官查的该女子右肋下有伤，分明是被猛击右肋而死，汤大人却说因病弃世，恐怕你难逃一个欺蒙上宪的罪名！”
“笑话，本官办案二十余年，从未听说过击肋部能致人于死地！”
高仁杰哪还保持住官场的矜持，直接拍案吼道：“你一再罔顾事实为涂如松开脱，是何居心？”
汤应求也懒得理高仁杰这种无赖式的责问，自顾自地以理力争道：“涂如松如果存心杀妻，当然应该击打的是头部，而不是选择不足以致命的右肋，难道他是在儿戏不成？”
高仁杰被驳斥得一时哑口无言，干脆搬出总督大人来威压汤应求。
“本专员奉总督之命复审此案，你却一再罔顾律法，包庇杀妻凶犯涂如松，不知悔改，本官今日就夺了你的官职，回衙听参吧。”
汤应求呵呵一笑，大呼一声：“来啊！”
堂下三班捕头一齐走上堂来。
“把这个欺上压下的糊涂官给我赶出堂去！”
捕头们早看高仁杰不顺眼了，一阵乱棍下去，将高仁杰和仵作薛无极赶出了大堂。
汤应求也被激怒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涂如松当场释放，又传人拘捕杨同范到县衙，严厉切责后行文上司请求夺去他的功名，最后传杨五荣上堂，用二十棍打了这个冒认男尸企图扰乱视听的无赖儿。
冒犯了总督的威严，此事肯定有后患，汤应求便连夜写出结案行文，上报省府两司。
此时，汤应求心中一阵灰暗，看着一脸喜色归家的涂如松，只能叹息一声：尽人事，听天命吧。
8、
湖广总督迈柱，心情不太好，手上有两份关于涂如松杀妻案的结案详文。
麻城知县汤应求激愤下的结案详文，让迈柱很是不喜，拖了一年没有任何结论，自己一派高仁杰前去调查就结案了？这未免太巧了点，搪塞还是欺蒙？
高仁杰的详文上则指责汤知县受贿为涂如松开脱罪责，刑房书吏李献宗行文欺上瞒下，仵作李荣指鹿为马，瞒报杨氏被杀的事实，整个麻城县衙沆瀣一气，罪责难书。
高仁杰是由自己提拔的人，一去就查出了麻城杀妻案的线索，能力相当不错，既然如此，干脆放权给高仁杰，把这杀妻案查个明明白白，也可以显示自己的用人之明。
迈柱要用高仁杰告诉一些人，总督的脸不是想扇就扇的。
汤应求被停职，高仁杰走马上任麻城县衙，麻城的上空从此布满了乌云。
高仁杰命苦主杨五荣，再写涂如松杀妻的状纸，传唤证人赵当儿，并请杨同范上堂指证汤应求与涂如松案发前均有往来的事实，如此一来，涂如松行贿证汤应已是铁案，剩下的就是将一干人等刑讯逼供，拿到证据。
涂如松，被二百大板打得皮开肉绽，再上夹棍，夹的两踝露出了森森白骨，却始终不肯招供。
高仁杰决定采用师爷的建议动用私刑，并让李献宗、李荣旁观，意图攻心威慑，让二人不打自招。
涂如松被衙役按跪在烧得通红的铁链上，一时青烟直冒，皮焦肉烂，恶臭连连，不由得痛昏了过去，随后被冷水泼醒，再次受刑，一个读书人哪经得起如此酷刑，只好含冤画押胡乱认供。
接下来高仁杰开始对付李献宗、李荣二人。
先打一百杖作为下马威，高仁杰见李荣仍然嘴硬，不仅指责自己动用私刑乃是伤天害理之举，更不肯承认受贿以女充男的事实，便要再次动用私刑。
李献宗为保护年迈的李荣，只好答应招供，却被刚直的李荣制止，表示甘受皮肉之苦也不做那昧着良心陷害人的勾当。
高仁杰大怒，当场令人用铁链缠绕李荣全身，随着缕缕青烟冒起，李荣活活的被烫死在堂上。
李献宗见李荣身死，于是胡乱瞎编了受贿的事实，按照高仁杰的意思招供签字画押，他不是怕死，而是要留着一条命，将来为屈死的李荣老友作证，让忠魂不再含冤。
为了做成铁案，掩盖案件中死尸无头发、无血衣以及刑讯逼供留下的三个破绽，高仁杰再度审讯涂如松，要取得杀妻案中最重要的物证：头发、血衣。
抱着求死之心的涂如松为了少受皮肉之苦，愿意带领众人去取证，可他又哪儿知道什么头发、血衣所在，迫不得已将众人带去了城西荒坟，挖几座新坟，也许能找到高仁杰需要的证据吧。
一连挖了三天坟墓，都没找到符合要求的物证，这可气坏了高仁杰，又让衙役给涂如松来了次铁链缠身的酷刑，再次将涂如松烫的死去活来，全身上下已经找不出一寸好肉。
这让有点良知的衙役都看不下去了，一位衙役找到涂母，告知了发生在涂如松身上的一切。
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打在儿身，痛在母心，她一个大门不出的老妇人又做得了什么呢？只好剪下头上一缕灰白的头发充数。书吏李献宗的妻子割破手臂，用鲜血染了一套衣裙凑够了狗官要的铁证，然后交给了涂母。
涂母将头发、血衣偷偷埋在一处荒坟下，再在探监之时告知了涂如松。
高仁杰如愿取得了铁证，连夜写下结案呈文，上呈黄州府，这才舒舒服服地睡下，梦里是总督大人大大的嘉奖令，还有数不清的荣华富贵。
被免职的汤应求在家中难眠，苦涩地笑着，天光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时候。
9、
当黄州府知府蒋嘉年接到高仁杰的结案呈文，知道是总督亲自派人督办的案子，不由得加了几分小心，开始仔细审阅起来。
粗看人证物证齐全，觉得这高仁杰办案还是挺有能力的，可当看到薛无极的验尸单中写明死者乃是被重击肋部而死时，心中咯噔了一下，这简直荒谬至极！
再看到李荣的结论，不但与薛无极的判定截然相反，并且尸身性别鉴定更是南辕北辙，最可怕的是李荣因受贿已被刑讯而亡！
蒋嘉年曾因黄州府发生的多桩疑案调李荣到府衙验尸，李荣勘测的死亡原因从没有出过半丝差错，既快又准确，大大加快了破案进度，蒋嘉年为此倾佩不已，曾多次邀请李荣到府衙任职。
李荣以年老恋家推辞了，但表示只要知府大人需要，一定前来鼎力相助，试问这样急公好义不求虚荣的的人会在退休之际贪污，而且连男女都分辨不清楚？
蒋嘉年断定其中一定出了问题，并且还不是小事，李荣不该死！
蒋嘉年暗中调度四县的领班仵作，突袭麻城，下令县衙同往河滩验尸，高仁杰只能带着心虚的薛无极来到埋尸场所，把已腐烂的尸体再次扒了出来。
四县仵作用小刀剖开了肋部查看，发现肋骨完好无缺，经过多番勘测确定乃是一具童尸。
高仁杰眼看不妙，只能一口咬定尸体已经被人换掉，当初的确是肋部受伤致死的女尸。
蒋嘉年在众人面前也不好驳了总督的面子，下令回县衙再议。
走到途中不久天空便飘起了雨丝，众人刚刚回到衙门，那雨水便如瓢泼一般，打得人生疼，一晚没见停息。
暴雨导致了山洪，席卷一切带入举水河，然后奔腾着而去，而停放在河滩上的男尸，也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
蒋嘉年闻报后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
高仁杰则大喜，感叹天无绝人之路，于是再次匆匆赶出涂如松杀妻案结案详文，一口认定原验为女尸，为防止再出事端，高仁杰直接逾越府、省两级，将结案详文直接交送到了总督台下。
涉及到重大人命官司，结案详文必须按照清代报文的程序，经县、府、省三级核查，方才上报给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审核无误后再转给刑部核准，高仁杰逾越两级上递已坏了制度，理应驳回，但总督迈柱为了提拔自己选出来的千里马高仁杰，居然直接盖印加急送往刑部核准，这么一来，这案子基本没有转圜的余地了。
迈柱又给蒋嘉年行文，将麻城县令汤应求拘押待审，空缺就地选拔，暗示把位置交给高仁杰，同在官场混，这点心思谁都能明白。
蒋嘉年却选择了自己倚重的陈鼎为知县，摆明要与总督迈柱划清界线。
世间有风雨不假，但不会永远掩盖阳光的明媚。
汤应求在狱中难眠，黯然对着冰冷的墙壁，很渴望阳光的温暖。
10、
陈鼎上任，便接到十来张替汤应求、涂如松鸣冤的状纸，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谁对谁错爱憎分明，容不得沙子，因此纷纷出面替两人鸣冤。
但是找不到杨氏，就无法推翻高仁杰的结案证据，难以请求复审；为了麻痹高仁杰，还不能大张旗鼓寻找杨氏，否则被高仁杰知晓，很可能杀人灭口。
陈鼎吩咐县衙众人一切如常，暗中却在全力追查杨氏的下落。
杨氏被找到了！
城西南小庄有位接生婆郭氏，这日被请到杨同范家替夫人接生，哪知道胎儿横位难产，久久生产不出，郭氏年迈，气力不足，便叫人前来帮手。杨夫人疼痛难忍，下意识叫“三姑救我”，郭氏也不知道三姑是谁，但情况紧急，也连声呼唤三姑出来帮忙，里间便出来了一位美丽的妇人。在三姑的帮助下，胎儿最终安全诞下，郭氏好奇地问这美妇人是谁时，那美妇人扑通一声跪下了，自称乃是涂如松的妻子杨氏，躲在杨秀才家避难。杨同范闻声进屋，拿出五十两银子作为谢礼，请郭氏千万别把杨氏避难在杨家的消息声张出去。
郭氏出门后一琢磨不对劲儿，涂如松杀妻案闹得沸沸扬扬，那个高仁杰说涂如松杀了杨氏，可这杨氏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涂如松既然没杀害妻子，汤青天老爷又怎么会包庇他呢？所以一回到家，就叫儿子揣着银子到县衙报案，有些钱拿不得，昧良心的事也不能做。
陈鼎得到消息，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派捕头严密监视住杨同范，而自己则前往武昌将案情新发现报告给湖北巡抚吴应棻，不然总督一力压下来，恐怕又会石沉大海。
吴应棻为人谨慎，既然总督插手其中，还得由总督来收场，建议陈鼎直接向总督报告，不过也打消了陈鼎的顾虑，如果总督不肯推翻前案，那么到时自己一定出面为此案平反。
面子是彼此给的，有时候不出面会比出面的效果更好，老谋深算的吴应棻明明白白告诉总督迈柱，我看着呢！
迈柱不想为此案再动瓜葛，不管案情最后真相如何，都是在打自己的脸面，但陈鼎据理力争，又有湖北巡抚事前知晓，只能无奈给了陈鼎十天破案时间。
陈鼎悄悄赶回麻城，召集好办案老手，以查“包养娼妓”为名直闯杨同范的庄园，毫不费力就从杨家的夹壁墙中搜出了花枝招展的杨氏。
当杨氏看见被酷刑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丈夫涂如松，才知道被杨同范骗了。
看见杨氏现身，知道事情败落，杨同范、杨五荣只能招供画押。
至此案情真相大白。
杨氏与涂如松吵架后离家出走，去了旧相好冯大的家中。
杨五荣敲诈涂如松不成便将姐夫告上了县衙，前往九口塘涂家别院寻找杨氏撞见了赵当儿，赵当儿贪财编造了目睹涂如松杀妻的事实，并上堂做证，知县汤应求只好将涂如松收监下狱。
此事闹大后，冯大的母亲将杨氏藏匿在自己家的消息告诉了杨五荣，六神无主的杨五荣便找到杨同范商议对策；杨同范贪恋杨氏的美色，便指使杨五荣将姐姐用软轿从冯家接到了杨府，并藏在了夹壁墙中，两人成了露水夫妻。
杨同范收买仵作薛无极以男充女，并伙同杨五荣做伪证，利用急于建功的高仁杰将涂如松屈打成招，私刑逼死李荣，并将知县汤应求免职，成功将杨氏失踪案办成了一桩杀妻的大冤案。
11、
案子本该结束了，可平地再起波澜，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闹到了雍正帝那儿。
湖北巡抚吴应棻接到由黄州府转呈上来的麻城知县陈鼎审理的详文，人证物证齐全，再无疏漏，便将此案写成奏疏，上递雍正帝，同时抄录副件送总督衙门备案。
总督迈柱看到副件脸都绿了，比吃了苍蝇还难受，因为手上正拿着份刑部经过雍正帝同意的勾决文书，依照高仁杰的原议处决涂如松等涉案人，一旦此案落实为冤案，他为高仁杰邀功而逾越省府两级核准的事情肯定曝光，到时雍正帝不剥了他的皮才怪。
迈柱只好上书奏章，向雍正帝奏明案情发现了新线索，暂缓行刑，但内心很不甘心，如此一来，他不仅在满朝文武中丢了脸，而且在民间的声誉也毁了，于是就找来幕僚商量对策。
这个被高仁杰收买的幕僚一肚子坏水，马上就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毒计，当初陈鼎进入杨同范庄园搜查的名目是查“包养娼妓”，那就把杨氏变成娼妓，让陈鼎没了人证，案子就给它翻过来了。
两位青年女子借探监之名让杨氏翻供，让她自认娼妓，便可保她性命，还可以让她重回涂家。
下狱的杨同范承认私纳娼妓之罪，但否认家中搜查出的美妇人就是涂如松的妻子。
杨五荣当堂证明杨氏并不是自己的姐姐。
三者串供，使案情立刻反转，陈鼎只好将案子新情况加急呈报湖北巡抚吴应棻。
吴应棻将奏疏附件交给了总督衙门后一直没有消息，正纳闷总督迈柱为何至今不出面推翻原案，哪知道却等来了麻城杀妻案再度翻案的消息，于是准备出门面见迈柱，请求督抚会审，查出麻城串供的真相。
这时总督衙门送来了一道行文，吴应棻打开一看，肺都气炸了，里面是迈柱上奏给雍正帝的奏章抄件，奏章中诉说了杨氏等人翻供的新情况，由于陈鼎结案已经缺少了重要人证，请求仍按高仁杰的原判结案！
吴应棻这才明白总督迈柱为了面子，居然颠倒黑白为高仁杰翻案，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立即上书弹劾迈柱任用酷吏，制造冤案等多种罪行。
这就出现了开始的一幕，雍正帝手上拿到了两份结论截然不同的奏折，总督与巡抚撕破了脸互相指责弹劾，使案件一再反复，雍正帝决定撇开两人，委派户部尚书史贻直督促湖广两省官员会审麻城杀妻案，解除迈柱、吴应棻现职，等案件查明后另行委任。
12、
史贻直仔细翻查案卷，发现挺有意思的。
汤应求在缺少人证物证的情况下，迟迟没有结案，算得上中规中矩。
高仁杰办案神速，擅用私刑，看似人证物证俱全，却难有信服力，可算得上是酷吏。
陈鼎断案，以人证为突破口而破全局，做得是有理有据，可谓沉稳老到。
证人证词反复，没太大的参考价值，史贻直便重点打量起物证来。
头发灰白，这显然不是一个二十来岁女人的青丝，除非杨氏未老先衰，可这样的人，又怎会引起杨同范的窥觑之心？
血衣按照发案时间算起，已一年有余，且埋在土中，按照常理血迹早该褪色，只留下印痕，可是血衣上竟然还带有小血块，用手撵过，还是软的，说明血衣时间并不长。
找到头发、血衣的来源，这案子基本也就破了。
史贻直派人悄悄请来涂母，晓之以理，好声询问，涂母便含泪说出了当初为儿子少受酷刑而剪发一事，并揭开头巾，果然少了一绺头发。史贻直再问血衣，涂母便说出了李献宗之妻剜臂染血衣之事。
叹息了一声，史贻直又安慰了这位老人几句，这才派人将涂母送回了家。
史贻直再派人暗中打听河滩附近病死的男童，很快得到了答复。举河岸边富户黄得功有一个书僮于两年前得急病而亡，草草地葬在河滩上，因为怕得罪高仁杰而不敢声张，才使案情又多了一番波折。
为了稳妥起见，史贻直又分别与审官陈鼎、高仁杰、汤应求三人会话，心中大定，这才成竹在胸邀请省、府、县三级官员会审，公开审理这桩离奇反转不断的麻城杀妻案。
……
黄昏。
审判文告贴出。
涂如松无罪释放归家；汤应求留任麻城；李献宗升任麻城典史；李荣忠为公殉职，全省表彰，以县令之礼厚葬；陈鼎升任黄州府。
高仁杰革去功名，收监候审。
杨同范、杨五荣罪不容诛，拟判斩罪，候秋后行刑；薛无极同时处斩。
杨氏发往边疆苦役终身。
赵当儿杖责四十棍，发配黑龙江充军。
麻城杀妻案到此结束，正义与利益的较量终究还是正义获胜，所谓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多行不义必自毙。做人且做那汤应求，莫学那高仁杰；行事当如李荣，莫做那赵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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