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之书（三星堆究竟是谁建造的）

1、乌尔之书，三星堆究竟是谁建造的？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问三星堆的历史，主人是谁。

长久以来，人们对古史传说有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认为那些传说古史不可信。其实这是不对的，尹达先生就曾经说过，我国古代传说，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三十年来考古学了民族学的发展，充分说明在我国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确实存在着我们的祖宗在这里劳动实践所遗留的社会史迹。从地域上，从绝对年代上，从不同文化的遗存上的差异上，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些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杀。

乌尔之书（三星堆究竟是谁建造的）

下面我们就从《大戴礼记》所收的《帝系》里看看蜀地的历史。

《帝系》与《纪年》《世本》《山海经》等书的叙述大体符合，可以说有很高的价值，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今天说的三星堆蜀地的历史，在《帝系》中就有痕迹。而《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更可以与之相联系相印证。所以今天我们就从中寻找蜀地过去的痕迹。

《五帝德》也是《大戴礼记》的一篇。和《帝系》一样，也是始于黄帝。《国语》一般认为是左丘明所作，现在好多人认为是战国根据春秋各国史官的原始资料编纂而成。其中就有记载，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

在这段文字中，后人有些争议，不过提出来的一致认可的就是，苍林就是夷鼓，青阳和夷鼓，都是姬姓。然后是黄帝之子有十二姓。

《帝系》只记载了黄帝的两个儿子，一个是青阳，一个是昌意。青阳就是玄嚣。

前者有陶唐商周，后者有虞夏和祝融八姓即周代的楚。而前者就是人们所说的三代统出一源，近代人一直持怀疑的态度。以为是杜撰的。不过，我们看，各种史书都有记载，且基本相符合，所以来说，意义是有的，是不容抹杀的。

在《帝系》中说，青阳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泜水在古代有两条，青阳所处的应该在河南鲁山西，流经叶县，在中原腹地。而昌意所在，为今天的雅砻江，流经四川西部，入金沙江。在祖国的西南。

昌意居若水

由上我们看出，玄嚣一脉，都生活在祖国的北方，中原地区。有陶唐商周。而昌意一脉，多在南方。如舜虽都于山西，但有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传说。而他的弟弟象，封地在庳，也在今天的湖南道县境。禹有生于石纽的传说。在今天的是四川汶川西。至于陆终，那是八融之祖，楚国那是他的后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黄帝的这二支，是一北一南。

当我们从考古来看时，就会进一步加深这种观点的印证。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发掘，让我们理解了这种黄帝二系传说。

《帝系》上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是昌濮氏，产颛顼。《山海经》上说，昌意降居若水，生韩流，韩流娶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水经若水注》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水之野。《世本》有，颛顼母，浊山氏之子，名昌仆。以上这些传说记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那就是颛顼是昌意一脉，为蜀地人氏。

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

《华阳国志》也有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为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在这段话中，除了那个帝喾应该错了，是颛顼外，基本与《帝系》是吻合的。而这种说法在《蜀王本纪》中也是有记载的。可以证明蜀王是黄帝后世。蒙文通指出，汉元、成间的博士褚少孙说过，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蜀王本纪》的内容是其世代传家资料，是有根据的。

西周师旂鼎

我们再看考古方面的证明。如青阳的母亲，黄帝的次妃方雷氏，那是在西周金文师旂鼎中出现过。而《帝系》中，陆终所娶的鬼方氏妹，在殷墟的甲骨文及《周易》也有出现。再有，从昌意居若水，颛顼也生于若水来看，在蜀国范围内是没有疑问的。

不容否认，蜀原有独立的起源，后来与昌意至颛顼一系发生了联系，

颛顼于是封他的后代于蜀，作为蜀地的统治者。

蜀国的世系，可以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寻找，大体可以分为三段，蚕从柏灌鱼凫为一段。杜宇为一段。鳖灵为一段。《蜀王本纪》中说，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当然这里应该为四千岁。而蒙文通说是三千岁。

广汉三星堆遗物

当我们看《帝系》时，就会发现蜀国的古史，有真正的史实素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

说明蜀是一个发端于上古的民族。有自己的悠久的文化，并长期有自己的特色。后来，蜀山氏女嫁给昌意或其子韩荒是在若水，可以推断，蜀人原来居住在四川西部，后来才到了成都平原一带。两族的联姻说明了蜀同中原文化的联系。有很多的考古学发现证明了蜀在商代及以前，已与中原有文化上的沟通。而广汉三星堆的发掘更证明了这一点。李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实际上，这并没有限制川人的出川，与中原的交流。

楚公铜戈

从三星堆器物坑的发现来看，蜀不仅有自己的礼乐，到战国时期，也有了自己的文字。有人说，蜀地的人们共同的基本成份是当地的土著，与统治者有所区别，那是对的。不过蜀君和中原的关系，也会把中原的文化带入民间。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不是偶然的。还有那个楚地的祝融八姓，在夏代商代，那是很重要的诸侯国，而到了周，就被视为了蛮夷。属于昌意的一系，长期定

居在了南方。而较早的楚文化有蜀文化的因素，说明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这是有证据的，比如那个楚公铜戈。

最后我们说，

三星堆是谁建造的，当然是人民。哪的人民，当地的人民，还有中原文化的传播。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蜀文化。

2、蒙古族是不是起源于蒙兀室韦？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蒙古族就是起源于蒙兀室韦。“蒙古”这一个名词,蒙文的字义,并不是彭大任所说的“银(《黑鞑事略》),也不是萧特所说的“勇士”(《大英百科全书Mongols条),而是“永恒的河”。首先作如此解释的,是札齐斯钦教授(姚译《蒙古秘史》)。

我以为这“永恒的河”不仅仅是预祝幸运的部落之名。它确有所指,而所指的是“蒙兀室韦”之北的“望建河”。望字的古音从m,不从w。今天的上海话,仍把“望”读成“芒”,去声。建字的古音,从k或出气的g,不从jh。今天的台湾话,仍把“建"读成“给因”,去声。

望建河与蒙兀室韦,见于(旧唐书•室韦传》。看《室韦传》的口气,很像是把整个的黑龙江都称为望建河。“永恒的河”四字,黑龙江自然是当之无愧。事实上望建河并非整个黑龙江,而是黑龙江上游的一支源出俱轮泊(呼伦泊)的额尔古讷河。然而,这额尔古讷河从呼伦泊流到与石勒喀河汇合而成黑龙江之处,也够宽够长,够得上称为“永恒的河”。

一、蒙兀室韦与鲜卑

蒙兀室韦,只是室韦的若干部落之一。与蒙兀室韦夹望建河而对峙的,有“落俎室韦”。在他们的西边,有“大室韦”。“大室韦”的西边,有“东室韦”。东室韦的西边,有西室韦。西室韦的西南边,是呼伦泊。呼伦泊的西南,有葛塞支部落、移塞没部落、乌素固部落。乌素固部落与当时的回纥相邻接。此外,在柳城(热河朝阳)的东北,直至大兴安岭的山麓,也都有若干室韦部落。

这些室韦部落,在汉朝不曾有人说过,很像是到了北魏之时,才突如其来、出现于今日的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和辽宁省东部。事实上,他们的祖先,早就生活繁衍于这个区域了。室韦二字,依照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的看法,与鲜卑二字同音同义,是一个名词的两种译法。

鲜卑这一个名称,常被汉朝以后的史家滥用,因此而兼指了很多的部族与部落。真正的鲜卑,只是东胡的西支。他们的领袖檀石槐,于东汉桓帝之时成为“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的霸主。檀石槐死于灵帝光和年间(公元178年至183年),传位给儿子和连。和连死后,和连的侄儿魁头继位。其后,和连的儿子骞曼与魁头争位,鲜卑因而中衰。魁头死后,魁头的弟弟步度根,与鲜卑的另一新兴领袖轲比能分据东西,而轲比能的势力较大。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乞伏氏、秃发氏,皆被称为鲜卑。慕容氏之为鲜卑,没有什么问题。拓跋氏，伯希和以为是在语言上属于突厥语系,然而他所据以判断的拓跋氏词汇极少,因此而他的说法迄今仍未成为学术界的定论。

我们姑且仍依《魏书》把拓跋氏认作鲜卑。宇文氏,曾经被称为“乌丸鲜卑",显然就是乌桓,属于东胡的东支,与女真满洲相近。乞伏氏起家陇右,秃发氏发迹河西,这两氏是否鲜卑,亦成问题。秃发氏又似乎与拓跋氏本为一家,如果拓跋氏是鲜卑,秃发氏便可能也是鲜卑了。

室韦的名称,最初见于魏收的《魏书》,写作“失韦”。魏收说,失韦人的语言,和库莫、奚、契丹、豆莫娄等国的人相同。唐朝李延寿编《北史》,把失韦改写为室韦,补充了一些部落的名称,并且说,“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五代后晋的刘昫编《旧唐书》,把部落的名称增加了很多,其中的一个便是望建河之南的蒙兀室韦。

二、辽金时期的蒙兀室韦

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说契丹在唐僖宗之时出了一位国王,名叫沁丹。此人“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残食诸郡,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这一位沁丹,是辽太祖以前的契丹领袖。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对室韦各部落颇用了几次兵。就大体来说,室韦各部落对契丹的帝室相当服从。

脱脱所主修的《辽史》,成于元朝末年。当时的史臣很讳言元朝祖先对辽的关系,他们只在道宗本纪留下了两条“萌古国遣使来聘”。一条在道宗太康十年二月,一条在同年三月(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道宗的继位者天祚皇帝受女真打击,常得“谟葛失”援助。这谟葛失三字很像是人名,其实,“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

谟葛失一面援助辽朝的天祚皇帝,一面也和新兴的女真建立友好关系。《金史·太祖本纪》说,“天辅六年五月,谟葛失遣其子葅尼格贡方物。”天辅六年相当于辽朝天祚皇帝的保大二年,宋朝的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

这位葅尼格,我们在现有的蒙古史料之中找不出来。应该详细记载蒙古及其帝室先世的《金史》,把金对蒙古和战的事闪烁其词。这不怪职司记载的金之史臣,而该怪写定《金史》的元之史臣。《金史·章宗本纪》,提起了“北边”的军事,而并不说明“北边”的敌人是谁,只一度说出带兵官移剌睹等为“广吉剌部兵所败死之。”王国维先生说,这广吉剌部便是(元朝秘史)中之中的“翁吉刺”,《元史》之中的“弘吉剌”。

蒙兀室韦在金朝的时候已经发展为一大部族,被政府称为“萌骨部族”。室韦的其他部落,先后遭受辽金两朝的政府打击或吸收,多数不再被人提起。

蒙兀部族及其血统相近的人向南延伸,到达了呼伦泊、贝尔泊、喀尔喀河(合答斤族及撒勒只兀惕族);向西延伸,到达了斡难(鄂嫩)河与克鲁伦河的河源(孛儿只斤族);向西北延伸,到达了贝加尔湖沿岸(篾儿乞惕族与瓦剌族);向西南延伸,到达了阴山山脉之北(汪古族）。

蒙兀人何以能够起来得如此之快,是历史上的一个谜。他们的子弟参加了金朝政府的乣军(称为“萌骨乣”),可说是转弱为强的原因之一。不过,十几个其他的部族也参加了乣军。蒙兀人的发祥地,比起其他的室韦部落,是除了落俎室韦以外,离开辽金二朝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可谓最远,因此而遭受打击的机会较少,于是休养生息,形成一个大国。

这个新兴的大国,虽则在金太宗天会七年(1125年)“举部降金”,却在十七年以后,使得金朝政府为其所“困”(《宋史·洪皓传》)。到了金世宗金章宗之时,政府的大军便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有事于“北边”了。大定七年(1167年),负责征剿萌骨的是移剌子敬;大定十年与十一年(1170年与1171年),是(完颜)宗叙;大定十七年(1177年),是宗颜觌古;明昌六年(1195年)至承安三年(1198年)是夹谷清臣、右丞相(完颜)襄、与(完颜)宗浩。移剌子敬、(完颜)宗叙,宗颜觌古,这三人和蒙兀部族的何人交手,无考。

夹谷清臣的对手方,据王国维先生考证,是呼伦泊之东的合答斤族与撒勒只兀特族。右丞相(完颜)襄的对手方,本是蒙兀的某一氏族,却因偏军被阻轐(鞑靼)所包围,于是改向鞑靼进攻,追他们追到了呼伦泊西北三百多里的斡里札河(乌里杂河)。(完颜)宗浩的对手方,是广吉刺(翁吉刺)部长忒里虎,合底忻(合答斤)部长白古带,山只昆(撒勒只兀惕)部长胡必剌。白古带与胡必剌均向(完颜)宗浩屈服。

三、蒙古部族祖先起源

胡必剌告诉宗浩说,在他的山只昆部之中,有“必烈土”,住在移米河(伊敏河),“不肯偕降,乞讨之”。王国维先生以为这必烈土便是《蒙古秘史》之中的“别勒古讷惕”。所谓别勒古讷惕,原为朵奔篾儿干第二个儿子别勒古讷台的后代,正如成吉思可汗是朵奔篾儿干第五个儿子孛端察儿的后代。

有人说,孛端察儿不是朵奔篾儿干的第五个儿子,而是朵奔篾儿干第三个儿子。又有人说,孛端察儿根本不是朵奔·篾儿干的儿子,而是他的寡妇阿兰美人与“一道白光”之神所生的儿子。

孛端察儿在成吉思可汗的祖先之中,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在孛以前,有过十二代;在以后,也有过十二代。从第一代的祖先,名叫“苍狼”的数起,数到二十五代,便是成吉思可汗,而孛恰好是第十三代。

苍狼的名字,在明朝初年被人从蒙古话译成北京话写作孛儿帖•赤那(《蒙古秘史》);在清朝初年又被人写作博尔忒·漆诺(《蒙古世系谱》)。

《新元史》的作者柯绍忞,比起《元史》的主编人宋濂,也是略逊一筹。宋濂懂得孔子“断自唐虞”的大手法,把成吉思可汗的祖先只从端察儿讲起。柯绍忞有了《蒙古秘史》作为参考,本有把历史向上推的权利,却不该盲目地抄袭波斯人拉施特的《史集》,说“蒙古之先,出于突厥"。这与《蒙古世系谱》的著者把成吉思可汗的祖宗说成印度人,同样荒谬。

《蒙古秘史》是一部极好的史料,而其中的问题极多。《蒙古秘史》的第一段,据明初译本,是说苍狼与白鹿先渡过“腾汲思湖”,才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这“腾汲思湖”指的是什么湖?

原来在蒙古文里面,“腾汲思”便是湖。这个“腾汲思湖”,岂不是“湖湖”了么?伯希和不理这一套,干脆把它翻译成“海”。

也许,苍狼先生和他的太太白鹿女士,是来自贝加尔湖的那一边!贝加尔湖,比起里海来,更是既像湖,也像海呢!在成吉思可汗的时候,贝加尔湖的东边与西边,都有蒙古人。他们属于篾儿乞特族与瓦剌族。然而,在苍狼先生与白鹿女士之时,亦即早于成吉思可汗二十四代之时,我们便不敢再说当时能有蒙古人在贝加尔湖的那一边了。

色楞格河下游,直至唐朝中叶,为属于突厥语系的回鹘部族所占据。鄂尔浑河流域,是突厥本族的地盘。土拉河流域,在成吉思可汗之时,是克烈族的领土。克烈族是蒙古人,还是属于突厥语系的人,今天还没有定论,而相信他们是属于突厥语系的学者较多。(当然,语言和血统不一定是符合的,说突厥话的人未必就是突厥人。反之,说蒙古话的,也未必是蒙古人。)

最初见于中国历史官书的“蒙古人”,是额尔古讷河之东,黑龙江之南,大兴安岭之西,呼伦泊之北的“蒙兀室韦”。那时候,是唐朝初年,公元七世纪,比成吉思可汗早六百年。室韦之未“分”为若干部,或若干部的名称之未曾为长城以南的人知道,或室韦之入居或定居额尔古讷河与大兴安岭之间,自然是更早于唐朝初年了。《魏书》上已有室韦。北魏是在公元四世纪开始的。况且,汉朝的时候已有鲜卑,而鲜卑于以前被笼统称为东胡之时,住在中国东北,比起商周两朝统治中原还要早些。

我倒有点儿以为苍狼先生与白鹿女士所渡过的腾汲思,既非里海,亦非贝加尔湖,而是呼伦泊。这不过是我的一个真正假设。他们可能是先由蒙兀部落的所在地南下,到了呼伦泊之东,然后由于渔猎生活的需要而渡过呼伦泊,走向西面,来到了斡难河的河源,不儿罕山,便在这山下住了下来。

他们两人在不儿罕山生子生孙,子子孙孙,一直住到了成吉思可汗之时。他们的儿子叫做巴塔赤罕。此人并非“可汗”或小于可汗的“汗”。所谓“罕”,在蒙文里等于“汗”,可以指君王,也可以作为男子的美称(像北京话的“少爷”“老爷”)。

巴塔赤罕的儿子叫做塔马察。塔马察的儿子,叫做“射箭能手豁里察儿”。当时的蒙古话,射箭能手是“篾儿干”。篾儿干在今天的蒙古话之中,却有“贤者”或“聪明人”之意。(汉文满洲话中的“墨尔根与此意思相同。清朝初年的“墨尔根岱青”是其一例。)

豁里察儿的曾孙,叫做“大眼睛”(也客·你敦)。这分明是绰号,而不是真名,然而他的真名却因为有了这绰号而失传。“大眼睛”的绰号,也不算坏,眼晴大,漂亮,也是胆量大的象征。大眼睛的曾孙孛儿只吉歹,又是一个射箭能手。此人的太太,名字叫做“蒙古美人”(忙豁勒真·豁阿)。孛儿只吉歹的儿子,是脱罗豁勒真·伯颜。“伯颜”读作“巴颜”才对( Bayan),意思是“财主”。

这位财主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瞎了一只眼,叫做“一只眼都蛙”,小儿子便是朵奔篾儿干(也是一位“射箭能手”）。

一只眼都蛙替弟弟朵奔找到一位叫做阿兰美人的作弟媳妇。这阿兰美人的父亲是秃马惕(土默特)部的部长,母亲是巴儿虎部的部长之女,也是一位美人。

一只眼都蛙有四个儿子。死后,四个儿子不愿与叔叔朵奔同居,分门分户,成为其后杜尔伯特部(四族部)的祖先。

四、成吉思汗的祖先世系

朵奔兴阿兰美人生下两个儿子:不古讷台,其后成为不古讷惕部的始祖;别勒古讷台,其后成为别勒古讷惕部的始祖。

朵奔死后阿兰美人寡居,又生了三个儿子《蒙古秘史》)：牡鹿合塔吉,是其后合答斤部的始祖;键牛撒勒只,是其后撒勒吉兀惕部的始祖;傻子孛端察儿,是其后孛儿只斤(博尔济锦)部的始祖。

《元史》说阿兰夫人寡居以后只生了傻子孛端察儿一个人,而她之所以能寡居生儿,是因为“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元史》并且以为阿兰于丈夫尚在之时所生的儿子是博寒葛答黑(杜鹿合答吉)与博合睹撤里(犍牛撒勒只),而不是如《蒙古秘史》所云,为不古讷台与别勒古讷台。

《蒙古秘史》记下了阿兰自己所说的话:“每天夜里有黄白色的人,藉着天窗和门额上露天地方的光,进到帐里来,……出来的时候,藉着日月的光,俨如黄狗一般,(摇摇摆摆地)……飘升着出去了。”

阿兰死后,兄弟五人分家。四个哥哥都欺负傻子孛端察儿,不给他任何家私(食粮与牲畜)。孛端察儿很气,自言自语地说道,“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他于是便骑了自己仅有的背上生疮的马,去到了巴勒谆小河(巴尔吉尔河)的河中之洲,搭了一个草篷子独住。不久,他捉到一只鹰,利用这鹰捕野鸭子吃,也用箭射死为群狼所困的野兽,甚至吃那些狼所吃剩下的东西。附近在统格黎克河边有一群牧人,他常常去找他们,向他们讨酸马奶子喝。

这样,过了一年,他的一个哥哥来找。这位哥哥是牡鹿合塔吉。他跟随这位哥哥回不儿罕山的老家;其后,就引了四个哥哥又来统格黎克河边这些牧人的放牧之处,将他们征服,于是便有了牛羊，也有了“使唤的人”。孛端察儿而且也捡得了一个妻子、身已怀孕的兀良哈妇人。(兀良哈的原义是,“树林中打牲口的人”,也就是渔猎之民;这时候也已成为部落之名。)

她说,她属于札儿赤兀惕族,阿当罕氏。我们不妨称她为阿当罕氏夫人。阿当罕氏夫人带来的将生之子,叫札只剌歹。札只剌歹的后裔,成为札只剌惕氏。其中的一人札木合,是成吉思可汗的好友,其后变成成吉思可汗的仇敌。

阿当氏夫人替孛端察儿生了个儿子,巴阿里歹。此人的后裔成为巴阿邻氏。

阿当罕氏夫人不是孛端察儿的“正妻”。孛端察儿的正妻叫什么名字,今已无考,这位正妻所生的儿子,勇士合必赤,便是成吉思汗的“曾祖的曾祖的曾祖”。

勇土合必赤的曾孙海都,早年丧父,靠叔父勇士纳臣扶立为汗。

《元朝秘史》说那莫伦是海都的母亲,《元史》说她是海都的祖母,。对屠寄根据拉施特的书,也说她是海都的祖母(却把她的名字写成莫挐伦)。那莫伦游牧到清朝车臣汗的所在地,定居在诺赛儿吉与黑山之间。养了很多的牛羊,一群一群地按照毛色来分别放牧在山谷之中。不幸,来了几十车子的札刺亦儿族的老人与小孩子(他们的壮丁已为辽朝政府的兵击溃)。

有若干札剌亦儿族的小孩子在那莫伦的牧地掘草根作食粮。那莫伦一怒而驾了车冲去,辗伤了很多,辗死了几个。不久,礼剌亦儿族的壮丁便把那莫伦的马群完全裹走。那莫伦和六个儿子去追,都被札剌亦儿人杀死。只有纳臣幸免于难。他不在家,和巴尔虎族住在一起。他的岳父是巴尔虎人纳臣从岳父那里回来,救出侄儿海都与“十几个老太婆”,抢回马群,带去巴儿虎部;其后辅佐海都,立他为汗,兼有巴儿虎部与怯谷部,并且征服了札剌亦儿部。

海都可算是蒙古人的第一个汗(khan),虽则不是可汗( khaghan)。汗是王,可汗是皇帝。(成吉思可汗是可汗,不是汗;一般书籍中称他为“成吉思汗”,习非成是。）

海都的大儿子的一个孙子,是合不勒可汗。海都的二儿子的一个孙子,是俺巴孩可汗。合不勒可汗的第四个儿子,是忽图剌可汗。这三个可汗,是成吉思以前的三个可汗。

海都虽则贵为一部之长,几部之霸,尚不曾获得辽朝政府的重视。他的儿子察剌孩,才受封为一世袭的小官。察的儿子莎儿郭图鲁•赤那地位更进一步,作了“详稳”,差不多等于唐朝羁縻州的都督。

在莎死后,他的侄儿合不勒当了可汗,成为全部蒙古部族的领袖。合不勒死后才由莎的儿子俺巴孩担任可汗。俺巴孩死后,于是又由合不勒的儿子忽图剌担任可汗。

塔塔儿人是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之中的“达怛”、“达靼”,《辽史》圣宗本纪之中的“达旦”,辽史其他部分的“阻卜”,《金史》之中的“阻轐”，新旧《元史》之中的“塔塔儿”,《明史》之中的“鞑靼”。

塔塔儿人之中的“主因(乣军)蒙古部族结下了仇,把俺巴孩可汗害了。

俺巴孩可汗被害的经过是:他把女儿嫁给一个塔塔儿人,这个塔塔儿人不属于乣军,而是住在呼伦泊与贝尔泊之间的乌尔顺河流域的阿亦里兀惕族或备鲁兀惕族的分子。俺巴孩可汗亲自把女儿送去;走到中途,被“主因塔塔儿人”掳了去,送给金朝皇帝。

这一位金朝皇帝,是金熙宗(金主亶)。《蒙古秘史》说,金熙宗把俺巴孩可汗钉死在一个木头驴子上。

俺巴孩可汗在未被主因塔塔儿人押解南下以前,派人回去,告诉自已的十个儿子之中的合答安太子与合不勒可汗的七个儿子之中的忽图剌“我是万民的可汗,国家的主人,竟因为亲身送自己的女儿致被塔塔儿人擒拿!令后(你们)要以我为戒!你们就是把你们自己的五个手指甲磨掉,十个手指头都坏了,也要努力给我报仇!”

忽图剌当了可汗以后,展开对主因塔塔儿人的复仇战争,打了十三次、“不曾替俺巴孩可汗报得仇”。俺巴孩的两个孙子,塔儿忽台与脱朵延(合答安太子的儿子),作战得很出力,然而捉不到、也杀不掉塔塔儿人之中的阔端巴剩合与札里不花。

倒是忽图剌可汗的一个侄儿,也速该勇士,在某一次的战斗中,活捉得一个叫做豁里不花与另一个叫做铁木真·兀格的塔塔儿人。恰巧这时候,也速该的夫人诃额仑生下了一个儿子在翰难河上的“母牛乳房冈”。也速该高兴之余,将儿子命名为铁木真。

这一年,是公元1162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四十四年以后,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各族的蒙古人公推为可汗,称为成吉思可汗。

以上就是蒙古族的全部起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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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泥书的发展史和起源是怎样的？

两河流域是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孕育了很多灿烂的文明，其中苏美尔文明是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发展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1。在泥版上刻字的苏美尔人约公元前4000年前后，苏美尔人创造性地发明了象形文字。到了公元前3000年，这种文字发展成为楔形文字。

苏美尔人通常用平头的芦秆在未干的软泥版上印刻出字迹，笔迹呈现楔形。最初，楔形文字被刻成直行，后来逐渐演变成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的刻写方式。这里发现的含有楔形文字的泥版，是目前公认的最早的文字记录。由于古代苏美尔人将要书写的楔形文字刻在这种泥版上，所以取名为泥版书。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迄今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泥版书中，最古老的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为什么苏美尔人不用纸草、羊皮等书写文字，而偏要把文字写在泥版上呢？原因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木材稀少，甚至连石料也奇缺，但却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两河冲积所携带的平原上的泥土。

这些泥土土质好、黏性强，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聪明的苏美尔人就把它制成泥版，当作书写材料。这种书写材料比起纸草、羊皮纸、木材等书写材料来，具有两大优点：一是随取随用，成本低廉;二是坚固耐用，能够持久保存。在埃及，由于纸草书写的文字不易保存，文献的失传造成了埃及文明的断层。

相比之下，这种泥版书记载文明困难就要小得多，苏美尔文明的延续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独特的书写材料所起到的作用密不可分。泥版的制作过程很简单，先把黏土揉搓，根据需要做成大小不一的长方形状，并把棱角磨圆。一般情况下是一面较为平坦，而另一面凸出。泥版做好后，就可以在上面书写了。

首先用细绳在上面画好格子，然后用芦苇笔或其他的书写工具在泥版上刻字或画图。为了避免把另一面擦掉，书写时通常要先刻平滑的一面，然后再把泥版翻过来，在凸面上刻写。小的泥版可以拿在手上刻写，大的则把它放在特制的架子上。两面写完后，就把它晾干或烧制，经过晒干或火烤的泥版非常坚硬耐磨，印刻在上面的文字或图案可以长久保存而不至于遭到腐蚀。

泥版书是无法装订的，如果一块泥版写不下一篇文章，那么几块泥版上都有全书的标题和编号，而且下一块泥版一般要重复上一块泥版最后一行字，以便读者查寻，这种书籍检索的方式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而像这样的泥版文书，现在已经发掘了几十万块，涉及政治、经济、数学、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不能不说泥版书在很大程度上很好地传承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泥版书也因此成为了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2。最早的成文法典古巴比伦王国统治时期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全盛时期，而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君王莫过于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他统治时期，古巴比伦王国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较阿卡德王国与乌尔第三王朝更加繁荣昌盛。汉谟拉比在位的42年中最为辉煌、让他名垂千古的成就是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

《汉漠拉比法典》刻在一^根局2。25米、上周长1。65米、底部周长L90米的黑色玄武岩柱上，共3500行，由8000个左右的楔形文字组成。法典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共有282条，包括诉讼手续、损害赔偿、租個关系、债权债务、财产继承、对奴隶的处罚等社会的方方面面，相当于一部民法和刑法的综合。

该法典历经30年的编修，在汉谟拉比执政后期（约公元前1762年）才正式公布于世，距今已有近4000年的历史。《汉谟拉比法典》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社会的情况，其中的两个基本原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买方要小心提防卖方，否则就自认倒霉”。

法典将人分成奴隶主、自由民和奴隶几个等级，上等级的人相对于下等级者享有更多的权利和承担更少的义务，犯相同的罪时处罚也较轻。汉谟拉比表示制定法典的初衷是要“倡导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使臣民“不得恃强凌弱”，以期达到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但纵观法典的全文可知，其本质还是在竭力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权利依然少得可怜，稍有过失即受到断肢的严酷惩罚。

正是依靠这部法典，汉谟拉比时代的巴比伦社会成为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中统治最严密的专制国家。至今，这部刻在石柱上的法律条文仍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完整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作为流传至今的以楔形文字书与的最为完整的一^部法典，不可否认它是奴隶制社会进步的光辉写照，继承了两河流域原有的法律精华，使其发展完善到相当高的程度，使得这部法典不仅被后起的古代西亚国家如赫梯、亚述、新巴比伦等国家继续使用，而且还通过希伯来法对西方法律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中世纪天主教教会法中的某些立法思想和原则便渊源于该法典。

颇为可惜的是，汉谟拉比去世后，他所建立起来的古巴比伦王国也随之土崩瓦解，他所制定的法典也被逐渐遗忘。《汉谟拉比法典》石柱在深埋地下千年后，终于在1901年12月，由一支法国人和伊朗人混编而成的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一个名叫苏撒的古城旧址中发掘出土，才使得这部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典没有永远埋没。

该石柱现藏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供世人观摩。3。神秘的外来民族然而，开创了辉煌文明的苏美尔民族却是一个外来的民族，他们的长相、语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都与他们的邻居截然不同。苏美尔人喜欢在平原上堆起土丘，然后在土丘上面建起神庙。苏美尔的富人们也常在山顶上建起堡垒或大厦，甚至在苏美尔人消亡多年后，犹太人来到巴比伦时，仍会看到这些矗立在绿色平原上的奇怪矮丘。

这表明苏美尔人可能原先居住在山林中，后来，他们虽然为了追求肥沃的土地而离开了山林，却并没有拋弃他们的习俗，仍然在平原上堆筑起无数小山般的矮丘。在苏美尔人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圆柱形的印章。它们大多由贵重的金属或玉石制成，印章外壁刻上了精美的图案和文字。

这样的印章在印度河流域也曾大量发现，这似乎表明苏美尔文明与印度河文明存在着某些联系。是苏美尔文明来自南亚印度，还是印度河文明传自西亚呢？苏美尔人的语言又与汉语有些相似。含有不少汉语的语音，这是不是表明苏美尔人来自远东呢？还有些人认为如此发达的文明只能来自外星球，这一点可以从苏美尔人的传说中找到证据。

据说他们的祖先是降落到人间的众神子孙，从一些古老的史诗中也能发现类似描写空中飞行的词句段落。苏美尔人究竟从何而来，至今仍未有明确的答案。也许，随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我们会对苏美尔人有更深的了解。

4、为何感觉噶尔丹很容易就被康熙打败了？

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当初实力是非常强大，而且他所建立的准噶尔汗国整整困扰了康雍乾三代帝王，噶尔丹本人更是历经康熙三次征讨才彻底被平定。

噶尔丹所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准噶尔汗国一直都让康熙十分烦恼

噶尔丹所属的准噶尔部是属于卫拉特蒙古的一个部落，卫拉特蒙古也被清朝称之为厄鲁特蒙古。在明朝时期称之为瓦剌蒙古，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中“大明战神”明英宗朱祁镇就是被瓦拉蒙古太师绰罗斯·也先所俘虏，而也先也就是噶尔丹的祖先。

卫拉特蒙古是由和硕特部、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以及杜尔伯特部四大部落，以及辉特部等小部落共同组成，由于他们地处蒙古西部，故此也称为漠西蒙古。

噶尔丹全名为绰罗斯·噶尔丹，他是卫拉特蒙古准葛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台吉地位低于大汗，属于部落首领的意思）的儿子，他的母亲是玉姆阿噶。

当时蒙古各部都比较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尹咱呼图克图（呼图克图即大活佛的意思）曾经到访过准葛尔部，噶尔丹的母亲玉姆阿噶虽然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但她还虔诚的向尹咱呼图克图求子。

尹咱呼图克图一开始以为玉姆阿噶是来求“精”的，于是拒绝了她，尹咱呼图克图对玉姆阿噶说：“我是活佛，是出家人，怎么能给你来个儿子。”

玉姆阿噶于是说：“既然你不能赐子给我，那你也老了，就请你将来圆寂之后投入我腹中做我的儿子吧。”

尹咱呼图克图于是就同意了玉姆阿噶请求，后来尹咱呼图克图向格鲁派宗教上层人士讲述了自己答应了玉姆阿噶的请求，并告诉大家将来玉姆阿噶如果怀孕生下儿子就是自己的转世灵童。

后来尹咱呼图克图圆寂，格鲁派宗教上层就按照他生前遗嘱去准噶尔部寻找玉姆阿噶，恰好玉姆阿噶还真就在顺治元年（1644年）生下了一名男婴，也就是噶尔丹，因此噶尔丹一出生就被藏传佛教格鲁派确认为活佛转世，被带到西藏拉萨去学习佛法，并确立宗教身份为格鲁派活佛恩僧呼图克图。

此后噶尔丹在西藏拉萨先后跟随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学习佛法，噶尔丹在跟随五世达赖学习佛法期间深受五世达赖喜爱，这也为他日后建立准噶尔汗国奠定了政治基础。

噶尔丹的父亲巴图尔珲台吉和哥哥僧格珲台吉都是亲清政府一派的人物，他们都是反对沙俄入侵，愿意加强与清政府之间的沟通。

不过噶尔丹的哥哥僧格珲台吉后来被异母兄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暗杀，噶尔丹的母亲玉姆阿噶跑到拉萨找到噶尔丹，希望他重返准噶尔部帮助哥哥报仇。噶尔丹在达赖五世的批准下还俗，他回到了准葛尔部，聚拢了哥哥的部下与异母兄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决战，最终经过一番征战厮杀车臣被噶尔丹所杀，卓特巴巴图尔逃亡青海。

于是噶尔丹继承了哥哥僧格的台吉之位成为了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娶了嫂子阿努塔娜为可敦（即王妃的意思），在继位之初，噶尔丹也是奉行父兄路线，对沙俄强硬，对清朝称臣，康熙十年（1671年）噶尔丹继位时还上书康熙，请求清政府承认并册封他的台吉之位，清政府当然爽快的承认了噶尔丹继位的事实，但清政府也没想到，未来噶尔丹会成为清朝的最大边患。

噶尔丹在继位初期是对清政府认怂的，他其实非常有野心，他继位之后就一直想统一卫拉特蒙古各部，所以他继位后一直招贤纳士，招兵买马，准备实现自己的野心。

这里简单说一说卫拉特蒙古，在卫拉特蒙古四大部落之中最初是以和硕特部势力最为强盛，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在明末清初之际为了抵御沙俄和喀尔喀蒙古，号召组成了卫拉特蒙古联盟，被推举为卫拉特蒙古联盟盟主，自此之后卫拉特蒙古联盟盟主一直由固始汗的后人继承。

固始汗为了抵抗沙俄和喀尔喀蒙古，在清初皇太极时期联合卫拉特蒙古联盟二十二部首领联名奉表归顺清朝，自此在名义上漠西蒙古是归顺于清朝统治，清朝一面调和喀尔喀蒙古与卫拉特蒙古的矛盾，一面又安抚卫拉特蒙古各部首领，其实清朝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借助他们力量抵御沙俄。

在卫拉特蒙古联盟中只有和硕特部有资格称汗，这就是源自于固始汗带领和硕特部崛起，和硕特部势力最为强大，加之固始汗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嫡系后裔，因此有资格称汗，而其他各部首领都称为台吉。虽然卫拉特蒙古联盟看似很和谐，其实内部并不和谐，土尔扈特部就是因为与噶尔丹的父亲巴图尔珲台吉有矛盾，所以在准噶尔部的打压下，土尔扈特部被迫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

虽然土尔扈特部向清朝称臣纳贡，但清朝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根本鞭长莫及，因此土尔扈特部迁移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之后备受沙俄剥削和欺凌。直到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汗率部落17万人向东归附清政府，一路遭到沙俄的追杀，最终约4万多人平安回归中国版图，史称“土尔扈特东归”，才结束了土尔扈特部族人常年生活在沙俄的剥削和欺凌的状况。

因此来说卫拉特蒙古联盟内部并不和谐，而噶尔丹的野心就是想强行统一卫拉特蒙古各部，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卫拉特蒙古帝国。

噶尔丹想武力统一卫拉特蒙古各部，他最先挑战的就是卫拉特蒙古势力最强大的和硕特部，当时的和硕特部大汗是固始汗的侄子鄂齐尔图汗。

鄂齐尔图汗一直是属于亲清政府的蒙古首领，噶尔丹当时还没有能力对抗清政府，于是他为了增强实力对抗清政府，就投靠了沙俄，他主动与沙俄通好，并承诺双方互市，噶尔丹如此较大的态度转变让沙俄十分高兴，当时的俄国沙皇阿列克谢沙皇对噶尔丹给予了强力的武器装备支援。

沙俄一面支持噶尔丹投怀送抱，一面又为他提供装备，煽动和鼓励他尽快武力统一卫拉特蒙古各部，并反叛清政府。

康熙十六年（1678年）噶尔丹终于攻灭了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向噶尔丹投降，其部众被噶尔丹所兼并，噶尔丹自称卫拉特蒙古大汗，向康熙献俘称臣，名为献俘称臣实际是向康熙示威。

康熙当时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根本腾不出手对付噶尔丹，因此康熙对噶尔丹采取了妥协政策，康熙表面上不承认噶尔丹的大汗地位，但却准许噶尔丹称臣纳贡，实际就是默许了噶尔丹想强行统一卫拉特蒙古各部的行为。

噶尔丹攻灭和硕特部后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十七年（1679年），他又相继攻灭了杜尔伯特部和辉特部等卫拉特蒙古中实力比较强大的部落，因此噶尔丹震慑了其他各小部落，这些势力较弱的部落主动纷纷归附噶尔丹，至此噶尔丹已经完成了以武力统一卫拉特蒙古的大业。

当初五世达赖本来就比较赏识噶尔丹，此时眼看噶尔丹势力越来越强，五世达赖更加想拉拢噶尔丹，而达赖总管桑结嘉措也十分赞成拉拢噶尔丹，因此五世达赖册封噶尔丹为丹津博硕克图汗。也就是说清朝没有承认噶尔丹的大汗地位，西藏的达赖却承认了，这让康熙十分不爽，不过康熙此时还是忙于平定三藩叛乱，即便想插手这头事务也是有心无力。

有了五世达赖的支持，噶尔丹又有底气了，他再度挑战康熙，再次向康熙上书请求清朝册封他汗号，尽管康熙十分不满，但他还只能对噶尔丹继续隐忍，清政府理藩院以噶尔丹并非成吉思汗嫡系黄金家族后裔，以蒙古传统非黄金家族后裔不可使用汗号为由拒绝了册封葛尔丹汗号的请求，不过却允许噶尔丹称臣纳贡。

但按照最初满清与蒙古各部首领约定，只有称汗号者才有资格向清政府纳贡，也就是说清政府当时虽然没有在名义上承认噶尔丹的大汗地位，还是和之前一样实际上已经默许了噶尔丹称汗称霸的事实。

噶尔丹两次试探康熙，都发现康熙暂时奈何不了他，于是噶尔丹气焰更加嚣张，随后他又出兵征服了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汗国，至此噶尔丹就将卫拉特蒙古改为准噶尔汗国，正式建立起了准噶尔汗国。

之后噶尔丹又征服了吉利吉思、费尔干纳盆地，随之又击破了哈萨克部落，至此噶尔丹开始称霸中亚。在准噶尔汗国巅峰时期控制的势力范围达到了将近700万平方公里，因此可以说在噶尔丹巅峰时期他是完全有资本和康熙平起平坐。

噶尔丹称霸中亚之后野心暴涨，他企图侵占清朝，最终与康熙开战

噶尔丹随着准噶尔汗国势力越来越强盛，他的野心也逐渐暴涨，此后他又想向东扩张侵占喀尔喀蒙古，噶尔丹如果侵占喀尔喀蒙古，就无异于要与清朝开战。虽然清朝对喀尔喀蒙古是统而不治，但一旦喀尔喀落入噶尔丹的势力范围，那么噶尔丹下一步必将侵占清朝西北边境，因此噶尔丹如此张狂，康熙不可能再不管不顾了。

当时清政府历经了三藩之乱，又用武力收复了台湾，还和野心勃勃的沙俄在东北雅克萨打了一仗，战力本来是不足，但康熙明白如果纵容噶尔丹的话，那将来清朝很有可能把控不住他了，于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当噶尔丹借口追击喀尔喀部时，康熙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兵抗击噶尔丹，结果阿喇尼惨败。

至此康熙彻底对噶尔丹刮目相看，他开始重新评估噶尔丹的实力，康熙终于明白噶尔丹已经被自己从一匹狼养成了一头虎，已经成清朝的一大边患。康熙决定御驾亲征噶尔丹，基于阿喇尼此前的惨败，康熙知道只有自己御驾亲征才能振奋八旗军队的军心，于是康熙发兵十万御驾亲征噶尔丹。

康熙将十万大军分三路进攻，他任命哥哥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大军出古北口进攻噶尔丹，命弟弟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攻打噶尔丹，康熙本人则率部坐镇博洛和屯（今内蒙古正蓝旗南）。

随后福全和常宁联军夹击噶尔丹，康熙为了截断噶尔丹的归路，又命堂兄康亲王杰书率军进驻归化（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时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又联络康熙，他负责袭击噶尔丹的老巢伊犁。

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为何会联合清军攻打叔叔呢？皆因为策妄阿拉布坦是僧格的儿子，当初僧格死于内讧暗杀，噶尔丹为哥哥报仇后，僧格的长子策妄阿拉布坦和次子索诺木阿拉布坦对叔叔噶尔丹十分感激，于是率部投靠了叔叔噶尔丹。

后来噶尔丹势力越来越强大，野心越来越大，他的猜忌之心也越来越大，他的位置完全是继承于哥哥僧格，所以他经常猜忌两个侄子会篡夺自己的位置，于是噶尔丹对两个侄子加以迫害，他先是抢了策妄阿拉布坦的未婚妻，后来又找理由攻杀了小侄子索诺木阿拉布坦，因此策妄阿拉布坦从此和叔叔噶尔丹成为仇敌。策妄阿拉布坦才决定借助清朝的力量攻灭噶尔丹。

噶尔丹归路被断，老巢伊犁又被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所占，这一下准噶尔军队士气就开始低落，而福全趁此机会组织攻势对噶尔丹展开了围攻，噶尔丹后来被福全和常宁联军所败，被迫向乌兰布通方向逃跑。

在乌兰布通噶尔丹被福全和常宁联军追上，于是噶尔丹决定背水一战，与福全拼了，这场战斗在历史上称之为乌兰布通之战，这场战斗非常惨烈，噶尔丹惨败，当然，准噶尔骑兵也让清军受损不轻，这场战斗中清军损失也非常惨重，很多王公贵族都在这场战斗中英勇牺牲，连康熙的亲舅舅佟国纲都在这场战斗中阵亡，不过这场战斗还是以福全大胜噶尔丹结束。

但是福全在大胜噶尔丹之后却大意了，他本应乘胜追击噶尔丹彻底将其歼灭。结果福全中了噶尔丹的缓兵之计，致使噶尔丹有了逃遁的机会，福全则受困于粮草不足，最终福全在没有请示康熙的情况下擅自撤军，噶尔丹彻底逃出了清军包围圈，福全后来也为此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弟弟康熙当着满朝大臣的面训斥，盛怒之下的康熙罢免了福全所有官职，但即便康熙如何发怒也无法挽回噶尔丹逃出包围圈的局势。

噶尔丹率残部跑到了漠北蒙古的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暂时以此为基地恢复元气。噶尔丹为了得到喘息之机，他主动向康熙认错，并上书康熙，自己今后将长居漠北与清朝分界而治。而康熙由于国内连年征战，加之乌兰布通之战清军也损失惨重，因此康熙也想掩兵息武，就暂时同意了噶尔丹的求和。

可到了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又聚集六千骑兵，对外号称找沙俄借了六万火枪手，要进犯漠南。

康熙当然大怒，于是再次御驾亲征，这回康熙依旧是分三路大军，自己还是坐镇中军，只不过另外两路大军统帅不再是他的兄弟了，而是由顺治最喜爱的董鄂妃之弟费扬古出任西路军统帅，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出任东路军统帅。

费扬古率西路大军于昭莫多全歼噶尔丹主力，随后萨布素与费扬古会和夹击噶尔丹，使得噶尔丹惨败，史称昭莫多之战。

在昭莫多之战中噶尔丹几乎全军覆没，妻子阿努可敦也在此战中被清军鸟枪击毙，噶尔丹仅率十余名亲信突围逃走。

此时噶尔丹已经处于众叛亲离之中了，侄子策妄阿拉布坦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息特汗国阿玉奇汗结成了反噶尔丹联盟，噶尔丹根本不能再往准噶尔部逃跑，康熙还封锁了西藏和青海，就是怕噶尔丹去投靠五世达赖，而之前被噶尔丹所征服的新疆回部、哈萨克部、青海等地区均开始反叛噶尔丹，而此前号称支持噶尔丹的沙俄看到他穷途末路，也觉得他是个政治累赘，拒绝接纳噶尔丹，这时的噶尔丹基本是走投无路了。

噶尔丹在无处可走的情况下，只得率残部退守科布多，可以说此时的噶尔丹只有死路一条，科布多肯定是抵抗不住康熙的强大攻势，他只能在科布多等死了。

随后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第三次御驾亲征噶尔丹，而剑锋所指正是漠北的科布多，被困在科布多的噶尔丹听说康熙主动率军御驾亲征，更是急火攻心，他此时已经根本没有与康熙抗衡的资本了，最终噶尔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服毒自尽。

噶尔丹死后，其部属带着他的骨灰和女儿钟察海向康熙投降，康熙一生中最强大的敌人噶尔丹至此彻底在历史舞台上谢幕了。

噶尔丹虽死，但他所建立的准噶尔汗国此后一直成为清朝的边患

不要以为噶尔丹死了清朝就消停了，要知道他所建立的准噶尔汗国并没有瓦解，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噶尔丹死后继承了准噶尔汗国的大汗之位，策妄阿拉布坦的野心并不比叔叔噶尔丹小，他联合康熙攻灭噶尔丹后，知道清朝的实力自己不能撼动，于是他主动示好康熙，开始巩固发展自身实力。

策妄阿拉布坦与清朝和平相处了二十几年，这二十几年中策妄阿拉布坦一直在与沙俄联络，策妄阿拉布坦比噶尔丹更加向沙俄卑躬屈膝，

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春，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的支持下攻入西藏，杀害了与清政府亲近的拉藏汗，囚禁了达赖和班禅。拉藏汗被杀使得康熙大怒，康熙本想再度御驾亲征策妄阿拉布坦，但奈何年事已高，于是康熙命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代替自己御驾亲征。

胤禵大军很快将策妄阿拉布坦从西藏赶了出去，策妄阿拉布坦也被胤禵打的惨败，一直向后龟缩，后来胤禵率大军收复了乌鲁木齐，策妄阿拉布坦只得龟缩回老巢伊犁，正当胤禵准备剑指伊犁之时，康熙驾崩了。

康熙驾崩之后，胤禵的同母兄雍正继位，雍正虽然与胤禵是同母兄弟，却也是皇位竞争对手，因此雍正猜忌弟弟胤禵，不敢让他继续掌控西北军权，于是他先以贝勒延信替代胤禵，之后又以心腹四川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掌控西北军权。

策妄阿拉布坦也借着康熙驾崩的机会一面煽动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反叛，一面又向雍正求和，雍正继位之初内部政局人心不稳，又面临着青海罗卜藏丹津反叛，雍正实在是疲于应对，只得暂时同意了策妄阿拉布坦求和，并命年羹尧全力剿灭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

之后雍正一直忙于内部推行新政革除康熙朝留下的弊病，也没空对付准噶尔汗国，后来策妄阿拉布坦去世，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再度主动进攻清朝边境，雍正于是派遣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和黑龙江将军、靖远大将军傅尔丹兵分两路讨伐噶尔丹策零。

结果这场大战却以清军惨败收场，傅尔丹所统率的大军在和通泊之战中被噶尔丹策零打的全军覆没，傅尔丹战败后岳钟琪独木难支，随后也被噶尔丹策零打的龟缩不前，噶尔丹策零猖狂一时。

雍正震怒，随即他派遣了自己的蒙古妹夫也是黄金家族后裔，和硕额驸博尔济吉特·策棱去抵抗噶尔丹策零。额尔德尼昭之战，准噶尔汗国被策棱所率领的蒙古八旗兵打的一败涂地，噶尔丹策零仅率残部侥幸逃脱清军包围圈。

噶尔丹策零只得向雍正求和，而雍正在之前和通泊之战惨败以及受到沙俄牵制，也只得同意噶尔丹策零求和，此后一直到雍正去世，准噶尔汗国都不敢再侵扰清朝边境。

到了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病逝，他的两个儿子为了争夺汗位内讧，乾隆把握住了机会，派遣小舅子傅恒率军攻占了准葛尔的老巢伊犁，彻底攻灭了准葛尔汗国，至此清朝才真正将新疆、西藏等地区纳入版图，困扰康雍乾三代的准噶尔汗国才彻底被乾隆平定。

写在最后

噶尔丹算是古代非常优秀的蒙古族政治领袖了，他所建立的准噶尔汗国纵横中亚，给康熙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准噶尔汗国更是困扰了清朝康雍乾三代最杰出的帝王，足以说明噶尔丹的实力有多强。

乾隆后来攻灭准噶尔汗国，更是将此列为自己的十全武功之一，引以为傲，也足以看出清朝对准噶尔汗国的重视。平心而论，乾隆平定准葛尔汗国收复新疆，就这点来说他确实对中国版图有巨大贡献。

噶尔丹的失败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是他违背了历史潮流发展，违背了中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与巩固的历史潮流，噶尔丹即便再优秀也注定了他要失败，他是一个悲剧性的政治领袖。

参考资料：《清史稿》、《清实录》、《准噶尔史概要》、《新疆回部志》、《蒙古族通史》、《准噶尔史略》、《卫拉特蒙古史纲》

小岛知风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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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认识和理解青铜器时代？

青铜时代（或称青铜器时代或青铜文明），在考古学上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因金属具有易腐蚀的特性，四五千年以上的青铜遗存发现往往为数不多。青铜时代必须具备这样一个特点：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偶然地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时代不能认定为青铜时代[1]。

青铜时代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青铜是红铜(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因为颜色青灰，故名青铜，熔点在700～900℃之间，比红铜的熔点(1083℃)低。含锡10%的青铜，硬度为红铜的 4.7倍，性能良好。青铜时代初期，青铜器具比重较小，甚或以石器为主；进入中后期，比重逐步增加。自有了青铜器和随之的增加，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物质生活条件也渐渐丰富。青铜出现后，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青铜时代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之后，早于铁器时代之前，在世界范围内的编年范围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世界各地进入这一时代的年代有早有晚。伊朗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已使用青铜器，欧洲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印度和埃及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也有了青铜器。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使用青铜较晚，大约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初年。美洲直到将近公元11世纪，才出现冶铜中心。中国则在公元前3000年前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

在青铜器时代，世界上青铜铸造业形成几个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了人类古代文明形成的中心。在古代文化发达的一些地区青铜时代与奴隶制社会形态相适应，如爱琴海地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此时都是奴隶制国家繁荣的时期。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没有经过青铜时代便直接过渡到铁器时代。进入文明的地区在青铜时代已经产生了文字。[7] [8] [5] [9] [6] [10] [4] [3] [2]

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的肇始时间，则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晚期或龙山时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或稍晚。因用铜遗存仅有零星的发现，并不符合上述青铜时代的特点，故可以不考虑其可能性。[11]

1980年代以降，一般把成批出土青铜礼容器、兵器、工具、饰物等的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由于1980年代当时二里头文化碳素测年的数据落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所以一般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12] 。嗣后，有研究者将西北地区的早期用铜遗存纳入青铜时代，认为存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两大独立起源地，但在绝对年代上，仍认为二者大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13] 。

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仅有零星的用铜遗存发现。如襄汾陶寺遗址发现有红铜铃和砷铜齿轮形器、容器残片等，但未见青铜[14] ；登封王城岗遗址曾出土青铜容器残片[15] ，新密新砦遗址曾出土红铜容器残片[16] 等。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发现的铜器尚少，且均为小件器物。第二期开始出现铜铃和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制作工艺较复杂的青铜器，第三期始有成组的青铜礼容器和兵器等出土[17] 。故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至多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据《越绝书》记载，欧冶子曾应楚昭王之邀与干将（传说与欧冶子同师）一起“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工市）”。楚王曾引泰阿之剑大破晋郑王三军。上述记载，虽然带有传说的成分，但也足见欧氏所铸之剑之绝妙。由此可见，这时期青铜铸造技术之精湛。

就目前的认识，整个东亚大陆多地区大致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约当公元前1700年前后。第一批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只有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些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间的交流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时代标志

采矿

青铜采冶业是从石器加工和烧制陶器的生产实践中渐渐被认识而产生的。

中国商代后母戊大方鼎

最早的采矿业是从地表挖掘开始找矿的。当他们发现矿脉或矿带向深部延伸的规律时，人们创造了从地面向地下挖掘竖井，并由竖井底部向四周开拓巷道以寻找矿石和采掘矿石的方法。有时人们在巷道中发现深部还有矿石，于是又从巷道中向下挖竖井，这种井并不直接通向地面，所以人们称之为盲井。用这种方法采掘，一般在井巷中用木质的框架作支护，以防止周围岩石坍塌。他们用榫接或搭接法制作的框架，有效地承受了巷道的顶压、侧压和底压，可以确保坑下采掘人员的生命安全和采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从地面下较深的地段掘取矿石。这比起露天采矿省工省时，是一个进步。从湖北大冶铜录山、江西瑞昌铜岭等地发现的商周采矿遗迹看到，露天采矿与坑采这两种方法均已采用。当然，从矿区河流中夹带的沙石中淘洗出铜矿也是一个途径，此时大概也已被掌握。

人们在寻找石料和加工的过程中，逐步识别了自然铜与铜矿石。例如有一种铜矿石，颜色碧绿，其断面的纹理与孔雀的羽毛相似，很是艳丽，所以人们称它为孔雀石。这种孔雀石含铜量高，其含铜品位可达 10—20%或更高。这是一种氧化矿，只要同木炭放在炼炉中进行冶炼，加热到 1000℃稍高一些，就可以炼出铜来。它又常常与自然铜一起出现，并与铜锈有类似的颜色，因此孔雀石很可能是人们最早用于冶炼的铜矿石。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为青铜的冶铸业提供了必要的高温知识、耐火材料、造型材料与造型技术等条件。例如龙山文化中黑陶和白陶的烧陶温度均与铜的熔点接近。当时使用陶模具制作泥坯和印制花纹等技术与铸铜的模具功能有相似之处；冶铸用的熔炉、水色、型范等都是陶质的用具。炼铜用的木炭也与烧陶所用的燃料是一致的。考古工作提供的资料说明，凡是发现古代采矿、冶炼遗址的附近，几乎都有同时期居民聚落遗址。因此，人们在制作石器时，为寻找原料而出没于这些山丘时，如果一旦认识了自然铜与孔雀石等铜矿石，那么采掘这些金属原料就成了他们的新工作。[2] [3] [4] [10] [6] [9] [5] [8] [7]

爵

冶炼

春秋时期的冶铜技术是在商代与西周时期的冶铜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从出土的商代与西周铜器数量之多，用铜量之大，或许说明当时的冶铜业还是比较发达的，因此有理由认为，商代与西周的冶炼水平也是不低的。衡量冶炼水平高低很重要的一点是炼渣中的含铜量的多少。因为矿石中所含的二氧化硅（SiO2）的含量越高，炉渣粘度就越大，渣的流动性也差，渣中所含的铜也越多。春秋时期，冶炼过程中已经掌握了配矿技术，使渣中的含铜率降至 0．7%，这是冶炼水平较高的一个表现。可能这种配矿技术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

据统计，已出土的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上万件之多，没有铭文的铜器更数倍于此数。商代与西周时期，若无发达的采矿与冶炼业是不可能提供如此大量的铜金属原料的。

已经发现的商周古铜矿遗址，大多分布在火成岩与大理岩的接触带上。因为接触带内的岩石破碎，比较容易采掘。又因大气降水和淋滤作用，地表面的铜元素在接触带中相对集中，出现了铜品位自上而下逐渐富集的现象，形成氧化矿富集带。这种条件使它成为古代先民理想的采铜场所。这里的矿石，主要是孔雀石、硅孔雀石、赤铜矿等，都属氧化矿。深部往往有自然铜。大冶的铜录山，顾名思义，是铜绿色的山丘之意。那里每当大雨过后，表面就暴露出许多绿色的孔雀石的碎块，俯拾皆是。因此，它的铜资源在很早以前就被人们开发利用，在11号矿体和7号矿体的2号点出现的采矿遗迹，被认为是西周时期或更早的遗存。

当时冶炼铜矿石的方法，是将矿石与木炭放在冶炼炉中进行冶炼。由于这些矿石是氧化矿，因此这种冶炼被称作氧化矿还原熔炼。虽然只发现春秋时期的炼铜竖炉，商与西周时的炼炉尚未见到。但是，经过模拟实验证明，春秋时期的冶铜竖炉冶炼性能很好，能持续加料，持续排渣，间断放铜。[9] [9] [7]

世界发展

中国大陆

中国是世界上已知的第一个铜冶炼技术的文明，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冶炼铜发现于中国的陕西姜寨遗址。[10]

姜寨遗址出土的公元前4700年前冶炼黄铜片及黄铜圆环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冶炼黄铜，标志着人类初步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为青铜时代的到来打下基础。而位于中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已知的最早掌握青铜冶炼技术的文明，出土了公元前4000年的冶炼青铜器，人类初步踏入了青铜时代的门槛。

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块半圆形黄铜片和一块黄铜管状物，年代测定为公元前4700年左右。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在上海光源,采用X射线荧光面扫描分析,发现姜寨黄铜片不同区域的锌含量差异显著,而铅元素呈零星点状分布,其特征与固态还原法制备的黄铜完全相同,从而证明先民在使用天然金属与发明金属铸造之间,都曾采用热煅法或固体还原法冶炼金属。[6]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古老冶炼青铜器，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铜刀。经碳14鉴定为公元前3000年。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血档及缳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9]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距今约5000年，止于公元前5世纪，大体上相当于考古上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时代，及文献上记载的中原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约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史。这与中国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及衰亡相始终。有学者把中国青铜时代从商周至战国划分为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 4 个阶段。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划分为殷商前期、殷商后期、西周期、东周前期、东周后期 5个阶段。中国各地的青铜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可以分作不同的地区类型。中国步入青铜时代，大体经历了早、中、晚期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见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间。加上山西夏县东下冯、山东岳石文化、辽宁长城东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黄河上游的四坝文化等，都相继出现了品类繁杂的青铜制品，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人殉和人牲。上述遗址的放射性碳素断代（见考古年代学）年代，正好在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纪年范围内，这些遗址应是夏王朝时期的奴隶制文化类型，标志着中国奴隶制国家已经形成。② 中期。包括商代至西周前期。此时期的前一段，是商代早期，约当公元前16～13世纪，以河南郑州二里冈文化为代表 ,此时期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发展，青铜器数量大增，常伴有成套礼器,贝币大量出现，人殉、人牲更为普遍。后一阶段，是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约当公元前13～前10世纪（穆王以前）。此时中国青铜时代达于鼎盛，也是奴隶制发展的典型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相当成熟，出土大量的精美青铜礼器、武器与工具。这时的青铜文化以安阳殷墟为代表，这里是商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也是青铜铸造业的中心。此时兴建了大规模的宫殿及陵墓，有发达的金文与甲骨文，人殉与人牲成为一种制度极为盛行，凡此种种反映出奴隶制社会的繁荣。西周的周原遗址和丰镐遗址中，发掘出周王朝的宫殿、宗庙和墓葬，发现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制已成熟。③晚期。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的阶段。此时期列国都城形成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金属货币大量流通。青铜铸造工艺取得突出发展，出现了分铸法、失蜡法等先进工艺技术。湖北铜绿山发现的古铜矿，证明当时在采矿、配矿、冶炉砌筑及冶炼方面均达较高水平（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到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推广，青铜制造业才逐渐衰落。 [5]

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当时还存在着若干具有地方特点的青铜文化。如甘青地区，由于民族杂居，文化复杂多样，有辛店文化、沙井文化与寺洼文化等，其中寺洼文化与西周文化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北方地区有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青铜短剑具有地方特点，还出土带有相当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的青铜礼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从商周至秦汉，流行着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东南地区的浙江、福建至台湾等地，至西周末期才产生青铜文化，出土的青铜武器等与西周的相同。两广、四川、云南等地区的青铜文化，既有地方特征，又有中原文化的风格。总之，各地区的青铜文化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同时具有本地的特色。此外，中国的青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还与周围地区存在接触，如曾与北方蒙古大草原和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进行过交流，晚期与东南亚青铜文化有过密切联系。中国的青铜时代为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现存至今的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型青铜器。在商前期的炼铜遗址中，从可辨认的铸范中，镢范为数不少，虽然青铜的生产工具在早期的随葬物中较少，但我们在出土的商初青铜器中，仍看到生产工具占相当比重，说明在商代的手工业中，青铜工具如斧、锯、凿、锥等已广泛使用，青铜兵器也日益增多，至于青铜农具，虽然奴隶主不会为奴隶们提供，但在当时，还有一部分作为自由民的农民都会拥有，历年出土的青铜农具有锄、铲、等，这说明青铜的大量使用主要还是从事制作工具。青铜工具在生产中的效用，使青铜冶铸技术日益重要，因而能获得飞速的发展。 [8]

在青铜时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国家（郭沫若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是奴隶制国家，有争论），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并且汉字也已经发展成熟。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是在红铜冶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铁器和青铜器发明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青铜艺术品，显示了绵延一千五百多年中国青铜器的萌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7] [8] [5] [9] [6] [10] [4] [3]

亚洲地区

西亚的青铜时代是城市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时代，两河流域南部的奴隶制城邦，随着乌尔王朝的灭亡而告衰落。进入巴比伦时期后，青铜文化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并进口金银铜锡等金属原料。小亚细亚东部卡帕多细亚的奴隶制帝国，约在公元前3500年进入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3000年前后转入中期，小亚各地由野蛮进入文明。在邻近伊朗高原西南部的埃兰，于公元前第 3 千年中叶形成奴隶制城邦，产生了国家，处于青铜文化的发展时期。

青铜器

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北亚、南亚的青铜时代，产生了印度河文明。大概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青铜工具和武器广泛使用，有斧、镰、锯、刀、剑、镞和矛头等，手工业匠人对金属的热加工和冷加工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能用焊接法制造金属器具，并刻有铭文。这时代表性的文化是哈拉帕文化。在东南亚地区，至今发现的最早青铜冶铸中心是泰国乌隆府的班清墓地，时代在公元前3600～前1000年，青铜器有矛头、手镯、脚镯，矛头是铸造后再锻打成形的。在能诺他墓地，发现用双扇合范制造的青铜器，并有人祭遗迹。越南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其后的东山文化时期，大量地制造铜鼓。菲律宾在公元前 600 年出现青铜器和铁器 ,是从大陆沿海经巴拉望岛传入的，其器类与中国南部和中南半岛的相似。在北亚西南部、南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青铜文化的部落还处在原始公社时期。公元前第1千年初的卡拉苏克文化，代表性器物为曲柄刀、短剑、锛、弓形器、蹼形垂饰，并有装饰性动物纹样。朝鲜半岛的青铜文化以素面陶为特征，时间在公元前10～前5世纪。日本的青铜文化从弥生时代前期开始，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

环地中海

爱琴海南端各岛屿在基克拉泽斯文化时进入青铜时代，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克里特岛在米诺斯文明时期进入青铜时代，在公元前第2千年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公元前1600年后，迈锡尼文明兴起，在这时的贵族宫室和陵墓中发现了大量的装饰豪华的青铜武器和金、银、铜器皿。多瑙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是铜石并用文化的继续。中欧和西欧早期的青铜文化是钟杯战斧文化，年代在公元前第 3 千年中到前第2千年初，以绳纹陶为特征；晚期是骨灰瓮文化，年代为公元前第2千年后期到前第1千年初，以骨灰墓园为特征，已知用失蜡法铸造铜器。巴尔干和东南欧是一个青铜文化中心，以乌涅茨基文化著称，分布在捷克、摩拉维亚、多瑙河以北的下奥地利、西里西亚以及撒克逊等地。另一青铜文化中心是西班牙东南和葡萄牙南部的埃尔阿尔加尔文化，村落围以石头砌的高墙，住方形房子、墓葬在村内，行屈肢葬，工具武器有刀、斧、剑、戟、弓箭。东欧森林地带有法季扬诺沃文化、竖穴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意大利北部的泰拉马拉文化于公元前1700年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400年达到鼎盛期。居址内多有干栏式房屋区。南部是亚平宁文化，在公元前第1千年初为铁器文化所代替。英国和德国境内的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特征，种植谷物、饲养家畜，遗留下有复杂建筑的大量墓地。[2] [3] [4]

黑色非洲

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掌握青铜制造技术应不晚于公元前第1千年。到公元11～17世纪，几内亚沿海地区的青铜制造业达到繁荣期。一般认为非洲的铜器工艺比铁器工艺发展晚，似乎从石器时代直接过渡到铁器时代。在东非的麦罗埃遗址，发现了冶铁炉和残余铁块。在西非，公元前10世纪即掌握了冶铁技术。[10] [6] [3] [2] [4]

美洲地区

美洲的青铜手工业最早发生于中南美，以秘鲁和玻利维亚为冶铸中心，年代约为公元前11世纪以前。然后传到智利、阿根廷西南部和墨西哥，再传到北美。到13～15世纪时南美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人已大量使用红铜、青铜、金、银、铅等金属制造器物，并建立起奴隶制国家。

商代的文明较全面地体现了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在诸多方面的进步，因此可称得上是“灿烂的文明”。但是这种文明是建立在广大奴隶极其悲惨的命运基础上的“文明”。所以作为现代人，我们在可怜同情奴隶的同时对他们更多的应该是尊重，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灿烂的青铜文明。